啊玉

我和采访对象的人生变化，使我清楚地看到新型单身女性的出现, 她们与传统概念上的老处女以及二十多岁的单身女孩明显不同。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 成为新型的单身女性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但是，文化上的日益关注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长期的单身生活可能会为未来的女性提供一条捷径。

　　新单身女性很满意自己的生活，对保持单身的前景比较乐观，她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以及身份都很满意。她不再被看做特殊的人群，不再是一个孤独者或是一个另类。她已经建造了六大支柱来保证自己过上令人满意的生活：

　　1）新单身女性拥有自己的住所，不管她单独居住还是和别人住在一起。

　　2）她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能够使她经济独立，提高了心理定位，但这不是她生活的全部。因为新单身女性的工作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紧紧相连；和已婚女性相比，当事业机会出现时，她可能不会三心二意。

　　3）单身女性对自己的性生活比较满意，这种满意程度明显不同，我没有发现更多的性受挫者。参与我研究的性生活活跃的单身女性认为，不一定是永久的伴侣才能满足性需求，她们不把自己的性生活仅仅局限在心灵伴侣上。与一贯的做法相反，一些女性满足于自己的独身生活，另一些人已经找到了性欲发泄的其他途径。

　　4）新单身女性乐于同下一代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包括与儿子、孙子、侄子、侄女、继子女、年轻的女门徒，还愿意和年轻人在一起做一些自愿性的工作。

　　5）新单身女性在朋友圈，或者在家庭朋友中有亲密的情感沟通，在遇到麻烦和困难时有可以依赖的同伴和朋友。因为友谊不是唯一的人际关系，还因为美国文化强调友谊中平等互助的重要性。比起大多数家庭成员和浪漫情人来说，朋友更有助于女性的自立，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尤其擅长发展和维持这种友谊，所以她们通常拥有较大的朋友圈。

　　6）新单身女性主要通过朋友圈来创建、维持这种社团，把不同社会背景（来自学校、教堂、政治组织及其他工作岗位）的朋友结合在一起形成当代社团的基础，这样，单身女性就不是独自一人，也不是一切只靠自己了。

　　当为长期单身找到这些支持的依据时，我认为这只适用于满意的单身者。然而，当我在一个社区学院的一次谈话中概括这些特征时， 一位女士举手发言：“可是所有人过好日子都需要这样，不管单身还是已婚。”我马上肯定她讲的有道理，我自己还没有从这种错误的观念中解脱出来——总认为单身和已婚人过着不同的生活。这成了我醒悟的开始，也是本书的另外一个主题——单身和已婚女性的统一性，尽管文化上总是把两者的身份区分开来。如今有很多女性不结婚，也没有同居，但是她们也不完全单身。而且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人生的某个阶段处于结婚或者同居状态，另一个阶段则是单身状态。这种阅历的多样性，对所谓的单身以及女性之间的关联赋予了更为复杂的看法，不管她们目前的生活状况如何，都能够理解彼此的生活。我将证实朋友网络是怎样将单身女性和已婚女性联系在一起——以及那些介于二者之间的身份——怎样为所有人提供亲密的情感交流与安全感。

　　我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也是我所不曾预料的——大约有一半我所采访的长期单身的女性生长在稳定的、良好的家庭气氛中，一些人还和大家庭生活在一起。可能我本不应该奇怪，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也是这样，但是社会学以及通俗文学作品过分渲染的是，父母离婚的经历以及不稳定的家庭环境导致了单身数量的增加。虽然我的抽样调查不足以得出任何确定的分析，但是如果说离婚的增加是导致单身数量增长的唯一因素，那么我对单身女性家庭背景的调查却与此相悖。

　　在以后的章节中，我将详细描述单身女性首先如何对待心灵伴侣，然后又使自己摆脱心灵伴侣这一理想的束缚的故事。通过长期精心营造自己的单身生活，一些人变得更加自立并从中找到人生价值。在这里我提出几个问题：单身女性怎样使自己摆脱传统的母亲概念，不要孩子或者接受单身母亲身份？没有伴侣的承诺而是一个女人运用自己的情感魅力与其他人交往的生活大致是什么样子呢？当友谊成为亲密的情感沟通和同伴关心的主要途径时，单身女性如何处理自己与朋友之间的冲突？我们遇到的是有伴侣却没有同居的女性，以及已经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独居女性。我们还经历了单身女性去世时的独特方式。　我发现了对生活满意的单身女性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一些女性内心坚定而自立，另一些人自己却从来拿不定主意；一些人偏爱长期独处，另一些人，即使她们单独居住，也总是和朋友们在电话里聊天；性生活对一些人很重要，她们热衷于追求并享受积极的性生活，另一些人却喜欢清心寡欲。

　　处于黄金年龄的新单身女性与认为到三十多岁就该结婚的单身女性就截然不同，搞清楚这一点对黄金年龄的单身女性有积极的暗示作用。二三十岁的单身女性，越来越对独立意识、事业追求与婚姻感到焦虑，40岁之后，她们会出现另一种生活框架。撇开在二十多岁时她们所拥有的教育、职业、约会和生存等所有机会，大多年轻女性在35岁后，只有一个在文化上认可的选择——寻找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平等伴侣。这样的伴侣可以选择要不要孩子，或者要多少孩子。但是年轻的单身女性不能够预见40岁以后的积极的单身生活。记者佩吉·欧伦斯坦发现，这些女性认为如果四十多岁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她们会变得孤独，并且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没有“家庭生活的舒适和满足”。她们会认为自己只有工作，没有个人生活。

　　年龄超过35岁单身女性的母亲经常把自己的婚姻观念强加给她们的女儿。如今听到一位母亲吹嘘她27岁的单身女儿学业上的成绩和事业上的成功已经习以为常。但是50岁还依然单身的女儿的母亲通常有不同的看法。她通常会说：“珍妮特还在单身，我真为她担心，我希望她能遇到意中人，然后定居下来。”这时，我们还会听到一位母亲说，“我为珍妮特感到自豪，她买了自己的房子，去年还得了教学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朋友都多”吗 ？我们不可能听到艾琳的母亲在吹嘘她40岁离异的女儿，独自抚养孩子，和另外一位也在抚养自己孩子的单身女性朋友住在一起。艾琳母亲会说：“我希望她会找到意中人再婚，那个孩子需要一个父亲。”

啊玉

　尽管自己长期单身，并有这次研究中感受到的变化，我依然发现自己的思想滑向了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浪漫爱情，这证明这种观点已经紧紧固守在我们所有人的头脑中。2003年我和安妮·罗塞提联系，这离我上次采访她已经过去六年了，离第一次小组采访有八年了，她说：“你恰好找到我，我就要永久地搬到图森了，我是由于心灵的呼唤才去那里的。”我立刻断定她已经遇到了合适的人。结果这个离婚已经20年的成功的有魅力的企业家，在55岁时想搬到美国西南部，不是为了浪漫的爱情，而是因为她的一部分童年是在那里度过的，她爱那里的气候、天空、艺术以及美丽的风景。她在图森有朋友和家庭，会找到某种工作，并且感觉到一个小一点的城市为人际交往会提供更多的机会。这些就是她心所向往的，而不是浪漫的情人或者伴侣。

　　不是每个人走向婚姻殿堂仅是受文化规范的驱使，不是所有长期单身的女性，包括我的一些朋友想维持单身。她们过着可维持的生活，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快乐的，但是她们还是希望成家。她们想像正常夫妻一样有日常的亲密、触摸，过着平凡的生活。虽然改变文化规范不会改变她们的这种意愿，也不能弥补找不到伴侣的伤痛，但是其中的一些人向我坦然，在一个把她们的生活看做正常可以接受的氛围里，她们会感觉更好一些。下面各个章节中女性的经历，可能有助于不太知足的单身女性更好地洞悉如何在不影响可维持的单身生活的情况下继续寻找伴侣。

　　更多的单身甚至那些想找伴侣的女性，当她们年复一年地经历着毫无目的地寻找伴侣的痛苦时，本书提供全新的视角能够使她们的生活尽量避免处于悬浮状态。事实上，在近期的《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要对婚介产业说不》，2003年11月30日）中，凯特·泽尔尼克就发现一些单身者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拒绝接受寻找伴侣的压力。参与课题研究的少量将近50岁的还在专注于寻找伴侣的女性，她们的生活非常不开心，也没有赢得单身生活所必要的社会支持。在第五章我们会遇到59岁的瑞秋·布朗，她由于把主要时间用在寻找伴侣上，结果她的朋友都离她而去了，她没有精力处理家庭和工作中遇到的激烈冲突。虽然参加了无数的有关如何结成夫妻的课程培训，但是她却无力弥补其他方面的人际关系的缺失。《新单身女人》明确了文化的演变过程，渴望使之得到关注。最近历史学家安·道格拉斯对记者说：“女性有可能维持单身生活是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社会变化之一，除了恐吓战术之外基本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菲比·侯班引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安·道格拉斯的《单身女孩：性感但不自尊》，《纽约时报》中的观点。我希望改变这一点。我想要的是讲述一个有关长期单身生活的故事——在社会文化方面不以浪漫爱情、走向婚姻或者成为伴侣为中心，而强调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相互间的支持；个人在家庭、工作和团体中的完善；对于一些人而言，是在性生活中或在育儿中得到满足。由于受变化的文化视角影响，友谊被看做亲密情感沟通的一种主要方式，从这点来说，单身女性通常过着非常充实的生活。

　　与许多当代婚姻危机的分析家谴责单身不同，也与批评婚姻的单身维护者相反，我想说明的是，长期单身人数的增加与更稳定的婚姻状态可以同时并存。使长期单身正常化的文化氛围可能会减少离婚率，因为人们有明确的理由要结婚，而不单单为了不背负单身这个名声而结婚。佩吉· 欧伦斯坦明智地指出：“如果女性不认为单身生活是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本身拥有一套成本、报酬、挑战，她们就会像上一代人那样受婚姻控制, 同样屈服，作出消极的选择，那是出于恐惧而不是发自内心真正的愿望。”与有更高的结婚和离婚率的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美国拥有较少但是却更稳定的婚姻人口，他们和单身人群能够和谐共存。朋友圈对于单身、已婚女性都同样重要，一旦离异、配偶死亡或患严重疾病时，能够为她们提供亲情关怀以及安全感。本书的人物，形象地证实了单身也可以过着一种充实而完善的生活，和那些已婚的相比，没有多大差异。

　　如果我们从成年人入手，大多数人不知道会在哪结束。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性，不管有没有找到伴侣，假设她们有意识地营造可行的生活，这就通向了更充实的生活道路，以后也会有更多的选择。相反，单单专注于寻找伴侣而忽视人生的其他因素则成为不幸的缘由。

　　我希望通过阅读、接受、欣赏本书中单身女性奋斗的故事，将有助于其他的女性缩短这个抗争过程。单身不仅仅被看做婚恋关系中虚空的中转站，它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带有很多变异、拥有需求和回报的令人满意的生活之路。

“我们不必一定要住在一起”：寻找心灵伴侣与单身

　　2003年2月的寒冷的一天，在加州学院的一个教室里，我和28名女生在一起讨论当今单身女性的话题，她们大多20岁出头。我问她们是否赞同作者的观点：几乎没有女性会选择单身，她们都认同了。米歇尔抢着说：“但是我们选择不住在一起。”丽莎补充说如果两人的关系不好她就选择放弃。这两个人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在寻求心灵伴侣。

　　理想的心灵伴侣，是彼此相爱，忠诚相对，情感上亲密无间，且有归属感，这种看法是当代对浪漫爱情的重新阐释。 至少在意识上，找心灵伴侣已经取代了长期的婚姻关系和合伙关系。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补充一下在《序言》部分列举的统计数字：

　　2001年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显示：年龄在20到29岁的未婚男女有94%的人在寻找心灵伴侣，其中87%的人有信心能找到这样的伴侣。年轻人不把婚姻当做提供经济保障的来源，也不认为有孩子很重要。在这次调查中，只有16%的年轻人认为结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孩子。超过2/3的年轻女性（与男性数量相等）认为婚前有经济保障很重要。

　　虽然性吸引是心灵伴侣的一部分，但性趣不是理想的心灵伴侣考虑的重点。倡导女权主义的黑人作家贝尔·胡克斯强调，爱情就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心灵的神秘结合，但不一定拥有性激情。她总结说：“我们大多数人会选择伟大的爱情，而不是性激情，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与此同时，性学专家培伯·施瓦兹认为心灵伴侣之间经常缺少性激情。她认为“一心想填补婚姻中两人亲密的空白，一心想缩短两人的距离和消灭彼此间的等级差距”，这种单纯的欲望成为湮灭性激情的主要因素之一。

　　女生都同意爱情比性爱更重要。她们都不同意“如果他满足我所有其他的标准，我会嫁给一个我不爱的人”的说法。然而一半多的人认为她们“会和心灵伴侣形成长期的伙伴关系，即使性生活不完美”。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一方面随意找一个自愿发生性关系的人是很容易的，另一方面离婚率又高，寻求心灵伴侣意味着内心深处可能是更长久的结合的需求。一个学生认为，“理想的心灵伴侣就是找到了一个能给你带来稳定情感的人，一个支持你的人，一个使你身心舒适的人。”

　　有缘的结合似乎比你刻意追求的结合更有吸引力。哲学家托马斯·莫雷尔写道：“心灵伴侣之间有内心深处的交流，这种交流好像不是有意的，而是一种超越平凡的雅意。”生活在一个工作时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都长的国家，生活在一个赞美搞好两性关系的文化氛围里，我们会很欣慰地被告之不费力气就会找到和自己息息相通的心灵伴侣。与精神上的相互吸引更容易在一个信仰其他的先进工业化国家相比较为重要的社会产生共鸣。

　　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和学生的观点激起我对理想的心灵伴侣话题的兴趣，我开始到处留意这方面的事，包括在流行文化和教育程度较高的领域。举例如下：

　　美国有线电视公司的《欲望都市》位居排行榜之首，此片于2001年第四季度首映，全面展示了四个单身女性寻找心灵伴侣的过程。四个女主角就心灵伴侣是否存在展开辩论，如果存在，她们的幸福是否取决于找到一个心灵伴侣。夏洛特出主意说：“或许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心灵伴侣。这样就可以玩弄优秀的男人了。”

　　2002年2月28日上演的流行肥皂剧《六人行》也提到了这方面：费比问瑞秋是否相信有心灵伴侣，瑞秋回答说：“当然，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完美的伴侣在不远处等着你。你要知道如何发现，不用我到处张望，我知道他会找到我的。”

　　那一年的春季，反映现实的电视剧《单身汉》开始上演。剧中一个单身男人展示了从见面、约会到拒绝了一大批单身女性的过程。在最后一幕单身汉亚
　不仅仅白色人种的中产阶级女性想找心灵伴侣。2002年11月14日，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前沿系列节目播放了一部电视纪录片《我们结婚吧》，记者亚历克斯·考特劳维茨采访了一位有七个孩子的非洲籍单身母亲。这位妈妈介绍说，最后一个孩子的爸爸是“我的心灵伴侣”。她还在等他，一直等到他找到一份好工作再结婚。1999年《精华》杂志登载一篇文章，讨论黑人妇女寻找心灵伴侣的重要性。

　　女同性恋者也开始寻找理想的心灵伴侣。2001年迪安·卡兹在《女同性恋新闻》中写道：

　　即使你有性格缺点，你的心灵伴侣会依然爱你。你会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被理解感和被爱的感觉；你的心灵伴侣会和你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你强烈地感到你们有相同的目标和理想。仿佛某人在你心灵前放一面镜子，结果发现你的心灵伴侣和你惊人地相似。

　　在更权威的报刊也会看到有关心灵伴侣的报道：卡瑟·鲍丽特在《纽约人》（2002年7月22日）中写道：“我没有意识到和我生活在一起的男人，我的心灵伴侣，天生和我般配的人，却是个十足的玩弄女性的高手。”《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寻找心灵伴侣：必须像德里罗一样》讲到，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本传记里，70年代的一个激进女权主义者米迟丽·华莱士写到她的“丈夫对吉恩有好感，而吉恩是我生命的挚爱，我的心灵伴侣”。

啊玉

　　社会学家主要研究流行的理想的心灵伴侣的观念对婚姻意味着什么，而我关心的是它怎样影响单身女性的。假定文化氛围强调找到心灵伴侣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困难而且矛盾重重。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主张的理想主义和平等主义产生了当代的心灵伴侣的理想，从而补充了只有通过夫妻间的爱情才能使人生完整的看法。对于一些女性而言，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或至少拒绝定居时，寻找心灵伴侣的说法为她们目前的单身状况提供了心理支柱。但是这种理由也无助于憧憬未来，或为长期的单身生活提供依据。

　　既然寻找心灵伴侣的理想标准高，目标又不明确，它就为二十几岁的人保持单身或者对目前的同伙感情不是永久性地投入提供了借口。 男人27岁而女人25岁似乎符合这个时代结婚的平均年龄，而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结婚的年龄会更迟些。2000年夏天，萨莎·卡根，一个二十八九岁的来自旧金山的作家写了一篇有关成为一个“单身怪人”的文章，这里她标榜自己和其他的“单身怪人”都是浪漫的女人，也就是说她们想寻找心灵伴侣，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些人宁愿单身也不愿为了结婚而委曲求全。

　　然而，对于二十八九岁或三十多岁的不觉得自己怪异，或者不想孤独一生的单身女性来说，在心理上接受了寻找理想的心灵伴侣的念头，难免会焦虑失望。记者佩吉·欧伦斯坦发现，有成就的年轻单身女性一想到到了中年还孑身一人就恐惧不已。欧伦斯坦写道：

　　在纽约出版社我遇到一些有抱负的年轻女性，我问她们，由于种种可能，如果到40岁还依然单身会怎么样，她们看起来都很恐惧。莱斯丽声音有点颤抖地说：“还没有这个选择。”特雷西说：“我不想考虑这个问题。”阿比用手指节敲击桌子，摇着头说：“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那么，寻找心灵伴侣的理想对于参与我课题研究的大于35岁的单身女性有何影响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采访的从未结婚的或者离异的女性中，虽然只有几个人谈到了心灵伴侣这个术语，但是她们中还是有一些人赞成类似于心灵伴侣的提法的。不管是未婚的还是离异的，这些人都在寻找内心深处的结合。她们想找到一个“人生伴侣”，一个真正在“心理上和情感上”相融的人。

　　举个例子说，参与我这个研究课题的两个单身女人，一个是拉丁美洲的，另一个是美籍非裔，她们在三十七八岁到四十五六岁这个过渡期间清楚地谈论过理想中的心灵伴侣问题。虽然你发现她们与白种人有区别，但是在我采访过的白种人与非白种人属于中产阶级的单身女性中，她们的故事主题却是惊人地相似。

　我一下子被玛丽亚·喀都扎吸引住了：魅力十足，口齿清晰，是一个活泼的拉丁美洲人。在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她来到了采访组，上身穿着一件朴素的衬衫，下配短裙，脚穿凉鞋，自然地披着一头棕栗色头发。玛丽亚那年38岁，看起来还像一个女孩子。她谈话很投入，言语间不时地夹带着手势。

　　这个离异的单身母亲在波多黎各出生长大，她正在具体地谈她在找的未来伴侣：“我希望我会找到自己的心灵伴侣。他能明白在我想什么，并且能设身处地地与我同行，反过来我对他也一样。我没有失去希望，即使我还没遇到一个，我敢说：‘这个人很沉稳，他事业有成，能面对自己，很坦诚，不藏心眼。’” 我惊讶于玛丽亚清楚地表达理想中的心灵伴侣。我很快得知她在波多黎各和美国加入反文化运动有很多年了。

　　她18岁时是个素食主义者，信奉佛教，练习瑜伽。多年来她梦想着离开岛国，在一个更宽松的环境下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21岁的玛丽亚，带着节省下的钱，放弃了在波多黎各学院的学业，飞向佛罗里达，开始了旅游冒险生活。不久她在田纳西的一家社区农场落脚。这个农场有一千多人，玛丽亚搞些翻译工作，和学校里的孩子一起帮农场干些活。之后她离开农场到密歇根的姐妹群居村摘绿色苹果。玛丽亚回忆说：“那时真有意思，我们只摘苹果，吸吗啡，就是年轻。”

　　但是玛丽亚喜欢的生活方式没能消除伴随她成长的宗教信仰的影响。她25岁时嫁给了一个在社区认识的来自英国的男朋友，因为她想要个孩子。她解释说：“我是个信天主教的女孩，要结婚后才能怀孕。”尽管有冒险精神，她还是渴望过上一种她不曾有的传统的家庭生活。虽然她对男友约翰不算十分满意，但她知道他很可靠（不像她爸爸），并且她喜欢约翰的妈妈。玛丽亚和男朋友一起住在约翰的妈妈家，在那度过了八个月的时光。他妈妈得了癌症，他们帮她度过化疗期。

　　玛丽亚认为她的新婚丈夫是“那种忧郁的人”，可她相信自己能够“让他振奋起来”。有了孩子之后，他们第一次自己单住，她醒悟过来。“我们之间没有交流，”她说，“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谈论，也没有精神上的沟通。”这次婚姻只维持了三年，当他们的儿子伊桑两岁的时候，她离开了约翰。

　　20世纪80年代她离婚之后，玛丽亚又过起了嬉皮士的生活。有几年她住在瑜伽健身中心，之后又搬到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镇。玛丽亚做过很多工作——房间清扫工、木匠、瑜伽教练、家庭健康助理以及学龄前老师。然而在她三十五六岁的时候 ，有八个月的时间她接受了福利救济，这样她就能够在全日制的大学里就读了。

　　获得心理学的学士学位和社会服务的硕士学位标志着玛丽亚远离了反文化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她总是表现出个人精神上的价值观。她从不谈起参与任何组织的政治活动，也从来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女权主义者。然而在她28岁的时候，玛丽亚决定把她的姓改成她妈妈的姓。这表示了她对男人的愤怒，同时也强调了如她所说的“我只属于我自己”。再一次，她的选择暗示了个性化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价值观。

　　玛丽亚是否有能力定义自己、重新展示自己以及追求自己的目标取决于她抚养儿子时能否得到帮助。如她所预见的那样，事实证明约翰是一个好父亲。即使他和另一个女人一起住在东海岸之后，他还保持和儿子伊桑的联系。当玛丽亚想上学又要照顾孩子遇到麻烦的时候，约翰把九岁的伊桑接到东海岸和他住了一年。他很关心儿子在青春期遇到的一些棘手的问题。

　　1995年约翰（又单身了）接受玛丽亚的邀请搬进了她两居室的公寓楼，帮助抚养13岁的儿子。玛丽亚和约翰对伊桑说得很明白，他们不是重新回到一起，而是分别在与别人约会。尽管她全身心地照顾儿子，与前夫住在一起，有着一份要求严格的工作，还要兼顾研究生院的事务，玛丽亚还是渴望能够有个伴侣。但是她很清楚地表明那不是传统观念上的婚姻，现在她想要的是一个心灵伴侣。

2002年我又遇到了玛丽亚，46岁的她还在单身。她在一家小的社会服务机构工作，我在办公室看到的这个女人，与年轻时候的她明显不同。我还能认出她的那张脸，苗条的体形，声调柔和。她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但是她的风采变了，明显看出化了妆，头发理得很短很时尚。她穿着一件引人注目的外套，佩戴着一条漂亮的丝巾，高跟鞋取代了凉鞋，看不出一点往日嬉皮士的迹象。

　　在采访之前，我发给玛丽亚一张手稿，上面记载着八年前她说过的话。看到它时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立刻谈起想找心灵伴侣的这件事情。现在她认为寻找理想的心灵伴侣的想法非常愚蠢，过于浪漫。“我已经不那样想了，”她说，“我认为婚姻需要两人性情接近，互相信任，彼此友爱，要有相似的看法，要两人一起做出决定，我再也不认为爱情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你要刻意追求的。如果我和他不得不做一个决定——那么，其中一人通常有妥协的成分。”

　　玛丽亚迫切地想找到一个婚姻伴侣，拒绝同居。在事业上她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并且经济稳定。她的儿子二十出头，过着独立的生活。她的前夫——还是她的一个朋友——已经再婚。作为一个有魅力的四十五六岁的中年女性，玛丽亚通过朋友的牵线帮忙，约会了很多男人。她利用这些约会来“面试候选者”——利用她在专业培训中学到的技巧。玛丽亚已经与其中一个男人约会了大约五个月的时间，很有希望发展这种关系。他与她年龄相仿，离过婚，也是个移民，事业成功，经济稳定。使玛丽亚感到欣慰的是他没有孩子，也不想要孩子。他是她精神上的抚慰和支柱。玛丽亚没有用心灵伴侣这个模糊的词语来描述这个人，她越来越具体地谈到为什么他们是很般配的一对。

　　玛丽亚在渴望寻找心灵伴侣的两个阶段的不同表现，给那些既想找到合适的伴侣但是条件又不允许的单身女性提供了合理的例证。当她在寻找心灵伴侣的时候，玛丽亚不具备找到满意伴侣的条件，她是一个经济窘迫的单身母亲，扶养一个问题少年在她完成培训成为一个专业人士的过程中，时间上也不允许她过多考虑个人问题。她分别与两个男人经历过不和谐的同居生活，其中一个不接受她的儿子，而另一个却是她的“第二个孩子”。她和她的前夫住在一起，这种处境不利于吸引潜在的伴侣。既然她现在条件很好，取代心灵伴侣的就应是更加具体、更加现实的目标。

　　玛丽亚尽管明确表示想要婚姻，但她也接受有可能继续单身下去。她说：“如果我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就要单身。”玛丽亚有一份她喜欢的工作，有家庭，有好朋友，有爱好和一些精神上相通的团队伙伴。目前她正在攒钱买房子，找到一个性伴侣不成问题，但是玛丽亚不能对家人和朋友解释使单身生活合理化的一套价值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她无法说服自己。她无法做到停止寻找心灵伴侣而肯定单身生活。

对于像玛丽亚那样想找个伴儿，可自身条件又不允许的女性是不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的，心灵伴侣的理念对她们只是一个心理寄托，这也同样适用于过着快乐的单身生活的那些人。我们来认识一下兰妮特·琼斯，一位娇小、活泼、肤色较浅的非洲裔美籍女性。1995年兰妮特参与了研究生院的老同学组织的一个小组采访。37岁的她，仅比玛丽亚·喀都扎小一岁，住在离她不到100英里的地方。但是作为一名从未结婚的职业上相当成功的管理者，又没有孩子，兰妮特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

　　兰妮特生长在洛杉矶中产阶级家庭里，7岁时父母离婚。但与玛丽亚不同，直到今天，兰妮特还一直与她父亲联系密切，她与两个姐姐和母亲的关系很近，她们就住在附近。她有一个超级大家庭，全国到处都有她的朋友。兰妮特不喜欢反文化运动；高中时她是拉拉队队长，大学时加入了妇女联合会。如今她已经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和公共政策的双学位，正要赶赴东海岸的工作岗位。

　　兰妮特性格外向，有魅力，经常有男朋友，但她说从来没有过相处时间超过七个月的异性。那时她不信守心灵伴侣这种理念。“或许我出钱买这个婚姻的神话，”她说，“我想要的伴侣围绕在我身边，能和我聊天，陪我做事，和我同睡。看到我那些成双成对的朋友，使我想到如果我不结束同伴侣的关系，我就会失去很多良机。”婚姻是必须履行的责任——因为她的所有朋友都在这样做——比兰妮特理想中的那种“神话故事”看起来更有强迫性。

　　兰妮特只约会黑人，她偏爱黑人，她也了解统计数字很不乐观，适合于事业成功的美国非裔女性，而且证明可信赖的黑人男性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她调侃道：“如果我到35岁时个人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就开始找白人约会，要是到了40岁还没有成家，我就开始找女人约会。”可是似乎这两种都没有可能性。

　　七年多过去了，现在45岁的兰妮特还是单身。由于担任一个高级的行政职位，她最近搬回到海湾地区，那里离她的家更近了。同玛丽亚一样，研究生毕业后她的模样变了很多。当我走进她的办公室，我几乎认不出这位衣着典雅、充满自信的女性。眼前的她还是那么开朗，友好。

　　很快兰妮特介绍了这期间她的个人生活。在东部她与很多人约会过。其中她与一个长她几岁的从事相同职业的非裔美国人有过一段很正式的关系。她说：“他是一个出色的男人，感性、浪漫、执著。”他从不由于她的过分自信而妥协。兰妮特在东部时，他们相距五百英里，她回到加利福尼亚后他们就相距三千英里了。兰妮特不在意实际距离的长短：“你飞过来，飞过去，做你自己的事，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如果有人一直在你身边，你可以推迟亲热。”

　　他想结婚，愿意重新安置生活，也想要孩子。可是兰妮特开始觉得婚姻的束缚了。她担心她会一直比他更成功，比他更能赚钱。她不想承担让他来到加利福尼亚的责任。于是他们分手了。在解释她的决定时，兰妮特援引心灵伴侣的华丽辞藻，虽然她没有用这个术语。

　　她“选择不定居”，因为他是“不合适的人”。这件事使她意识到结婚、家庭，对她而言，没有“和她能真正沟通、令她兴奋的人” 重要。她对一个朋友说过：“我只想在死前能再次拥有那种感觉，不管那种情感能否使他与我共度50年，我追求的是当那个人走进房间时，我能兴奋不已。”当我问是否拥有这种感觉比持久的关系更重要时，她给予肯定的回答。

　　兰妮特的反应说明，在崇尚婚姻而贬低单身的文化氛围中，对于一个更喜欢单身而不愿安顿下来的女性，寻找理想的爱情有助于她的选择合理化。通过如此崇高的、含糊的爱情标准，以及解释个人的感情优先于对婚姻家庭的愿望，兰妮特能够为她的单身生活辩护以便继续寻找“那个人”。

　　兰妮特承认她喜欢单身生活，毫不犹豫地称自己单身。她说七年前有的时候感到孤独，我问她是否现在还孤独时，她回答不，还开始谈起她自己的“安乐窝”。她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喜欢的工作，还有很多朋友，她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与家庭关系密切。

　虽然她没有放弃要孩子的愿望，兰妮特坚决拒绝做一个单亲母亲。从小时候起，她就不喜欢黑人单身母亲的名声。现在兰妮特承认要孩子不再是她的头等大事了。她骄傲地指着放在她桌面上朋友的孩子的照片。她没有说与其中哪一个孩子的关系会取代自己的孩子（收养或有血缘关系），但是她说也许很快她就会考虑如何让其中的一些孩子变成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而，45岁的兰妮特似乎是一个成功单身女性的缩影。在这次采访后不久我从一个知情者那里得知，兰妮特去了南加利福尼亚，从事一项更好的工作。2004年的秋季，就在这本书快要完成的时候，一天晚上我读报纸，随意看到布什政府中的一个高层人物的头像，我偶然读到兰妮特的引言。她已经接受采访，因为那位高官是她的导师和朋友。我好惊讶，兰妮特说过她的朋友遍及美国，可从没提及有政治背景的人。不管怎样，阅读这篇文章加强了我的信念，我采访到令人感兴趣且有个性的单身女性群体，广义上都是中产阶级，但我们也要看到，她们有着相当不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政治观点。

　　尽管她事业有成，但在目前的文化氛围下，兰妮特很容易被看成信任和情商有问题的人。人到了四十五六岁的时候，应该找到一位如意郎君了，如果没有，也要和一个好男人安顿下来，就像兰妮特拒绝的那个人。庆幸的是，她不说任何对自己有负面影响的事，我也发现她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满足的女人。可是没有任何文化依据支持她的长期单身生活，兰妮特害怕她将来会孤独。

　　兰妮特对我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计划者，我已经报名参加长期关爱工程。每当我拿起圣诞节期间的报纸，看到一个无亲无故的老年女人的故事，需要几百美元，她的生命才不会终止，我就对我母亲说‘那是我所害怕的。在我85岁的时候，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不在了，因为我自己没找个伴儿，我就这样死去了’。”我想知道为什么用的是“没有个伴儿”而不是“没有孩子”。也许对兰妮特

啊玉

很少有小说、故事或神话来描写单 身生活不同方式的性行为。

　　——《都市性爱联盟》

　　“刺激性的标题，但读后却不是这样，” 当我向一个朋友介绍本章内容时，她说。 “你会看到在性方面失意的中年女性，她们很愤怒，因为与她们同龄的男人在勾引更年轻的女人。” 可是她错了——认为大多数中年女性在性方面失意，这个普遍反应也是不对的。我作了有关性生活在单身女性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调查，使我惊奇的是我收到了各种各样的答复。一位40岁的女性说性爱“过分渲染”，而一个快60岁的女性却说性爱 “相当重要”，是生活中必需的。以性爱为重的女性几乎总能得到满足。我发现：真正让人难以琢磨的是爱情，不是性。

　　我的朋友很可能这么说：“有刺激性的标题，但是女人是不和女人谈论性的；我们谈论婚恋关系，至于性，如果谈论，那只能是对性伴侣说。”我研究的大多数女性都公开地谈论婚恋关系，但对她们的性生活都没有详细地讲。然而，玛拉·戴特维勒和桃乐茜·索娅，以后的章节我写到的两位女性，谈论了很多有关性爱的具体内容。玛拉和桃乐茜享受性爱而不期望得到长久的浪漫爱情，可她们对待性关系也不是随随便便，对一夜情也不感兴趣。这些单身女性追求性爱，对心灵伴侣不抱幻想，可她们还追求有共同兴趣、共同活动和友谊。

　　许多单身女性与玛拉和桃乐茜不一样，她们俩对性有清晰的看法，而大多数女性——不管结婚还是单身——宁愿在亲密关系和伴侣关系之外独立地处理她们的性生活。我认为她们的性生活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不是当做效仿的模式，而只是试探性地考虑并解释我们自己的性爱欲望。

　　女性不愿意谈论性方面的事，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对性欲的迷惑以及性与亲密情感及伴侣的关系。我们怎么知道肉体想要什么？我们怎么知道想要的性关系在道德上能得到认可，在心理上是健康的？如果在渴望的亲密关系中肉体却没有得到满足会怎么样？如何面对我们被某人的性感所吸引，可他又没有达到我们在婚姻或者同居关系中所需要的条件？

　　如果女性谈及她们的生理需求难以启齿，那么对于性冷淡就会更加困惑，极不情愿谈到这个话题。20世纪中后期的性解放运动认识到了女性的性能力虽独特，却与男人不相上下。然而，这次运动没有探讨在性欲和性行为方面广泛存在的个体差异。独身，曾被传统的宗教团体所推崇，清教文化也自然接受，现在逐渐被当做不健康和不体面的了。直到最近，女权主义者和性解放主义者都把独身当做性领域的一部分，认为它是有意的、道德的，或宗教上的无性行为。结果，几乎没有女性乐于接受独身这个词，也没有几个人讨论它，或者把它作为一种可以改变的境地，或者认为它是所经历的一种积极方式。

　　如果一个人在她二三十岁的时候过着积极的性生活，但又独身了20多年，我觉得有义务提起独身这个问题——这与参与研究的许多女性相关，她们却很难有机会来讨论。有一位女性南希·迪安，用一种特别的创造性方式表现了她的性欲，而不是和别人发生性爱，这种行为为考虑独身开通了新方式。

　　因此，我的研究集中表现了单身女性的两种性生活经历——一种是独身但还过着性生活，另一种是有性关系但不需要长久或深层次的亲密交往。两者都不符合规范的文化形式，把女性的性生活同浪漫的爱情或与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之后，发现大多数的女性或男性更喜欢在爱情、依恋或执著基础上有性爱行为。但是独身和有多个性伴侣使单身女性的性生活比已婚的或同居的女性更有特点。

　　90年代著名的调查《性在美国》显示，几乎有1/3年龄在18到60岁之间的未同居的女性在前十二个月里没有性伴侣——高于被统计的任何其他的团体，根据不同的性别、年龄、婚姻或住宅状况、教育程度、宗教、种族和人种的群体。更新的调查显示，在年过四十的未同居的单身女性中独身占更高比率。调查还显示，从未结婚或离婚后的女性一生中比已婚女性有更多的性伴侣。《性在美国》的研究者们得出结论，单身的人们拥有“更多的性伴侣，总的性爱次数较少。”
　女人的性爱，我认为，是个性化的。她们特有的性欲有生理上的因素，与性有关的文化观念也塑造女人的性行为。个人化的性选择出自于复杂的生理互动，与文化观念、社会网络以及她参与的机构有关。在20世纪的后半叶，有关性爱的文化规范和以前对性有约束作用的婚姻制度一直在争论，处于变化之中。20世纪中叶的性解放运动是从对年轻的单身女性的婚前性行为持肯定态度开始的，这为我们在21世纪改变对性和成熟单身女性的看法创造了条件。

啊玉

　《性与单身女孩》成了1962年度的畅销书。37岁的作者海伦·葛丽·布朗（很快成了《大都会》的长期编辑）宣称，“性感女人就是享受性爱的女人。”布朗不仅试图打破男人和女人有双重性标准的看法，还挑战把单身女性看成没有魅力且保守的陈腐观点。她写道“事业女孩是性感的”，“男人喜欢和有头脑的女孩同床共枕”。以轻松的、直率的、实用的写作风格，《性与单身女孩》不仅提倡与待嫁的人有婚前性行为，还要有随意的性爱——一定数量的性行为——对于有工作的单身女性而言。相对于乱交行为，性冷淡以及缺少性高潮更是布朗为之奋斗的不幸的事。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本书是20世纪60年代性革命的缩影——本书的特点是最早公开认可女性婚前性行为是合法的，在其影响下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变革，在1960年介绍了避孕药，1973年促使最高级法院对罗诉韦德案的判决，使得流产合法化。有关这次革命，历史学家大卫·埃伦写道，虽然没有中止女性的性宣传，“为争取个人的独立意识，摆脱对性欲和性自由的惧怕心理，为开拓新纪元铺垫了道路。历经长期的奋斗，女性终于可以像男人一样，最大限度地抓住使自己性欲得到满足的机会”。

　　可是布朗的宣言不是20世纪60年代发出的唯一声音，她的性观念与早期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强调平等的爱不是单纯的性的学说恰恰相反。性爱只是沟通爱情的一种方式，只在一夫一妻制中得到认可。然而，一夫一妻制可以有婚前性行为，是连续的行为。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说，这种理想的爱情演化成了今天的心灵伴侣模式。关于爱情，布朗阐述得很少，可是她对单身女性随意性行为的合法性的看法，创造了现在依然存在的可供选择的模式，这种理念体现在美国有线电视公司播放的，深受公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欲望都市》中。

　　但是《性与单身女孩》和它的姊妹篇《欲望都市》给四十多岁的单身女性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我想这种启示有积极的作用，但是是有限的。布朗有助于单身女性声称个人生活的完善是合理的，而不单单把家庭生活看做女性个人满足的唯一方面。成功和性感的范例有助于中年单身女性敢于挑战老处女的传统观念。有头脑和性感不再是描绘女性时要禁忌的词了。然而，布朗更强调单身女性用性吸引来追求更多的目标（事业和婚姻），而不只是注重性本身的愉悦。单身女性的“肉体成了主要的资本，她的资源”，希拉里·拉德讷说，“她必须调整自己适应这种消费文化，和异性恋所说的女性模式（她一定是个女孩，漂亮、性感、活泼、恭顺）。”这些特点都能在女孩这个词中看到。

当今文化大肆宣扬性，女人的各种亮丽形象令人眼花缭乱，年龄在15到35之间的女性讨论婚姻之外的性话题不绝于耳，如婚外性行为，甚至65岁之后的女性也在讨论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很少有讨论谈到40到65岁之间的人的性行为，这些人不在性行为活跃之列。我们听到许多有关三十多岁的单身女性有多个性伴侣（如在《欲望都市》中），但是却很少听到有五十多岁的女人还这样。描写性和中年单身女性的书籍没有成为畅销书，因而这方面的话题没有引起大范围的讨论。比如如果一个朋友告诉我，海伦·格丽·布朗于20世纪90年代写了一本有关中老年女性的书我就会很奇怪。我从未听过《黄昏恋》，里面有很长的章节描写的是五十多岁女性的性问题。

　　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一些四五十岁的女性，追求的性关系包含了志同道合和友谊的成分，不一定是永久或内心亲密关系。我关注了其中两个人的生活，玛拉·戴特维勒和桃乐茜·索娅，她们两人明确表示性爱在她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玛拉有过的婚恋关系（丈夫及后来与一个已婚男人的性关系）没有满足她的性和其他情感的需求。持续了十五年的性关系使她保持了独立自主及很强的个人意识。桃乐茜经过失败的婚姻之后，第二次婚姻给她带来了性的满足，她沉湎于性爱之中，没有期待得到婚姻或内心的真爱。这种开放的性爱行为使她很平静地接受了与严肃婚姻无缘的现实，只好去面对可能永久单身的生活。

我知道玛拉·戴特维勒还住在那个地方，因为我在公共场合看到过她几次。2003年5月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吃惊地听到了她那欢快的声音：“我很愿意再和你谈谈，”她说,“我的生活变化很大。”我和玛拉的最后一次谈话是在6年前，也就是1997年，那时她中风刚刚治愈，中风差点毁了她的事业。1994年我们初次见面时，玛拉已经离婚五年了，但是情感上还与前夫有着牵连。她的前夫比她大10岁，他们同居九年，又有了9年的婚姻。当玛拉6岁的时候，她那酗酒的父亲遗弃了她，她和自己的单身母亲艰难地生存——有时还靠福利生活，我认为这种赤贫的生活至少解释了她的一部分痛苦的缘由。

　　什么使她重新快乐起来了呢？我没有想到玛拉全力摆脱了两个持续很长时间的性伴侣，因为最近的几次采访中她都没有提到他们。在单身了近30年的时间里，52岁时她第一次约会。玛拉虽认为自己已经“过了好时候了”，但她喜欢引起别人的注意。她那苗条的身材，卷曲的黑发，很平常的脸庞，使她风韵犹在，虽不是那种张扬的美。通过参与社区的自愿性工作及朋友的关系，她同时在与四个男人约会，还拒绝了其他两个人。她自豪地说，这些男人从44岁到59岁不等，有着不同的体魄，来自不同种族、不同的国家，从事不同的职业。对于玛拉来说，约会不单单是性爱的概念，她感觉很自由，因为她不仅能仔细地体验到男人身体上的魅力，同时也看他是否有潜力发展健康的相互间的关系。然而几个月之后，她与一个男人有了包括性生活的特殊关系，但是没有同居，也没有彼此间长期的承诺。

　　除了失败的婚姻，以及离婚后独自抚养一个十几岁儿子的各种困难，她体弱多病，生活又多不开心，玛拉怎么会这样乐观的呢？追溯到她的童年，有贫穷、父亲的遗弃给她那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的原因，但是她也透露了早年那些开心的事，其中积极的性行为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玛拉出生在德国，在美国西部长大。为了躲避债主，她的家不得不频繁地搬迁。她父亲工作很不稳定，“因为他嗜酒如命，好色，还是一个赌徒，”玛拉解释道。她还记得家里总是吵架，乱糟糟的一片。她父亲经常离家在外，几个月后，他会捎信儿给玛拉和她妈妈，搬到新的地方去住。她还记得在爱达荷州的一个卡车站，父亲在那里做充气工作，母亲在礼品店工作。她妈妈的婚姻持续到玛拉6岁时，她在加州中部的一个城镇安家落户，拒绝再与她的丈夫漂流。他从来没给孩子任何一分钱抚养费，从那以后，玛拉只见过他一两次。

　　玛拉和她妈妈住在城镇边一个有补贴的房子里，那里看不到一辆小汽车，也没有公共车辆来往。她妈妈48岁了还给人做保姆，在城镇里来回穿行。后来她买了辆车，但是她们还是很贫穷，玛拉还记得学校里的孩子们笑话她有补丁的衣服和穿破了的鞋子。有一次她患了牙痛，因为没有钱去看牙医，她哭着睡着了。她妈妈不喝酒，不吸烟，也没有找男人，她一心抚养玛拉。“一次，我妈妈用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开了一路的车从市区来到我的小学，因为我们班正在集体表演节目，”玛拉回想道，“我以为我会是那里唯一一个没有家长的孩子。当时我妈妈穿着工作服一路开车过来，听完我唱歌，再开车回去，连午饭也没吃。显然她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她非常爱我。这件事一直鼓励着我。”

　　为了帮助结束这种窘境，玛拉12岁时就给人看孩子、修剪草坪、送报纸。玛拉说贫穷使她感到很自卑。14岁时，她们的生活有了起色。她热爱学校生活，不久她成为为有天赋的学生准备进入大学的特殊项目里的一个成员。她的妈妈只有小学一年级的教育程度，没办法辅导玛拉的功课，却鼓励她努力学习。虽然玛拉想上大学，想找比她妈妈的更好的工作，但是她也梦想着坠入爱河，嫁给一个很有钱的人，以便能“再也不生活在饥饿和无家可归的恐惧之中”。
　14岁时玛拉开始初恋，一直持续到她21岁。她的男友介绍她与受过教育的中高阶层交往。他的父母安德森夫妇，毕业于奥伯林学院。父亲是教师和剧作家，母亲是有抱负的小说家。他们是60年代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家中是作家和艺术家的交流中心。安德森夫妇把玛拉请到家里，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同他们一起进餐、野营，享受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给她的氛围。他们还帮助她准备去大学深造，建议她选择什么样的高中课程，如何申请奖学金等。尽管存在着文化差异，去度假或特殊场合时他们总是带上她妈妈，玛拉回忆道：“他们令她着迷，没有使她自惭形秽，不谈论让她消极的一面。”由于这个原因，玛拉的妈妈还经常让她在安德森家过夜，也不猜疑玛拉会与男友睡在一起。到她14岁的时候，安德森太太让她服用避孕药片。虽然她的性观念很开放，玛拉还是信守一夫一妻制。

　　在他们去同一所州立大学前的那个夏天，玛拉和男友决定住到一起。玛拉知道她那“保守的”妈妈会反对。于是玛拉就在她妈妈去走亲戚的那几天从家里搬出。尽管接下来的局面弄得很紧张，她妈妈还是为女儿能够完成学业而自豪。直到几年前她妈妈去世，她们一直保持着很近的关系。

　　大学三年级时玛拉与男友分手，因为她看到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上进心，懒惰，一直要靠她工作来养家，他经常被解雇，因为他“不想从事一个与他身份不符没有体面的工作”，她解释说。离开他后，她很快就和另一个男人开始了新的关系，但是和那人一起“没有真正的性和谐”。就这样，毕业后她来到了海湾地区。

　　玛拉的性早熟从来没有像其他年轻女孩那样影响她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抱负。出生在50年代末、60年代就要来临之时，玛拉受益于文化观念的改变，避孕药具的使用减少了对怀孕的恐惧。但是由于儿时受到贫穷和父亲的不良影响，导致她走进有伤害性的婚恋关系。

　　在洛杉矶的一家舞厅，22岁的玛拉结识了32岁的杰克·迪安，他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带着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4岁。玛拉被他吸引有多方面的原因，杰克是“一个成熟稳重、工作刻苦、精力充沛、能保护你的男人”，也是“一位深爱着两个孩子的好父亲”，玛拉解释说。因为他的前妻不忠于他，杰克说他将一直恪守忠诚。“一个没有情人的男人，”玛拉激动地说，“天啊，幸好他不像我父亲那样！”

　　不到一年，玛拉搬到杰克那里去，发现生活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充满诗意。杰克的前妻一旦发现他与玛拉在一起，就来找麻烦。为了支付杰克给前妻的赡养费及孩子的抚养费，玛拉和杰克不得不节俭着过日子。玛拉要一直工作来支付他们一半的生活费，由于没有受更高的教育，她只能找到那些枯燥的、工资低廉的工作。杰克不想再婚，玛拉在他家里的处境尴尬，这很成问题。他的父母和孩子都反感她。虽然杰克是个好父亲，但情感上他不能全身心地对她好。

　　这种关系维系到了第八年的时候，玛拉发现自己怀孕了。杰克要她去堕胎。30岁的玛拉想要保住这个孩子，可她又想起自己的妈妈那样艰难度日，她不能再去面对一位单身的“未婚”妈妈这个现实。然而，她最终鼓起勇气，给杰克下了最后通牒，他才勉强同意娶她。过了几个月，他们在一个酒乡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玛拉认为他们结婚就有机会过上好日子。

　　可孩子出生后不久，杰克就开始有了情人，他向玛拉坦白了这件事。玛拉崩溃了，有一种被骗的感觉。“我待在那里，因为我没有钱也没勇气离开他，”玛拉说，“没有福利补贴，也没有必要的资金来养活我和孩子，我不能重新过我童年的生活，那是一段灰暗的时期。” 不久玛拉进入了一家研究生院，成为一名婚姻家庭咨询顾问。这一教育过程对她自己有“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我知道我和丈夫的关系是如何陷入困境的，”玛拉解释说，“我们俩都有苦涩的童年，彼此间又捆绑得太紧，可能我们彼此拥有的那种最亲密的关系，同别人再也不会有了。”玛拉一边“莫名地痛苦着”，一边放慢同杰克分手的进程。

　　玛拉的自信心空前下跌，她还不能离开他，但是，为了战胜自己的沮丧，她也想找一个情人。她依然相信一夫一妻的生活方式，是出于绝望她才走这一步的。她开始了婚外恋，那个人比她丈夫年龄还大，她对他温情脉脉，那人对她也很好，他们的性爱很和谐，但他不是她的心灵伴侣。这种开放的婚姻——杰克找了一个更年轻的女人，玛拉找了一个年龄大些的男人——持续了六年。玛拉认为这样很不健康，可她找到了心理平衡。然而，杰克对她的这种关系感到愤懑，耳边经常听到他的辱骂挖苦之声。

　　由于有学历和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玛拉最后从家中搬了出来。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杰克难以接受，他花钱雇了一位出色的律师。在离婚财产分割上，玛拉几乎没分到什么。但是，杰克不像她父亲，支付了孩子的抚养费，也没遗弃他们的儿子。他们成功地分担着照料儿子的责任。

　　她离婚后，玛拉和男友巴特想在乡村的集体住房住下来。可这种安排不利于她那10岁的儿子，因为这离他父亲太远了，而且巴特对孩子也不太随和。于是玛拉搬到一个距离杰克10英里远的小公寓里住，那是用她离婚所得的财产买的。她找到了一个好工作，在一个乡村机构里做一名心理治疗师，她开始筹建一项小的私人事业。

　　玛拉和巴特继续保持性伴侣和朋友的关系，可是他们都没有承诺一夫一妻的生活。玛拉也不期望他与自己的儿子有关联。巴特住在另一座城市，周末时他会来到玛拉的住所。对玛拉来说，性爱就是他们之间最重要的联系。

　　大约离婚4年后，玛拉与詹姆斯相爱了，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他们是几年的朋友了。玛拉发现她的情感有了回报，这次她与一个有几个小孩、比她年轻的男人开始了长达10年的恋爱。玛拉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有这种婚外情的人了。“他的婚姻很美满，”玛拉说，“他从来不忽视我，我们俩都觉得这是不幸中的奇迹。我真的把他当做我的心灵伴侣了。”玛拉解释从这种暧昧关系中她得到了什么：

　　尽管我不想使之浪漫化，但那种关系是我曾经拥有的最健康的一次。显而易见，它包括了忧伤、痛苦和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然而，这是第一次有人真正地爱我，看出我的弱点，看到我的缺点，也看到我犯的错误。他会始终如一地爱我，呵护我，用成熟的方式——比我以前认识的任何男人更爱我。我们都很惊奇彼此的感情似乎永不褪色。

　　玛拉和詹姆斯基本上每周见一次面，他们没有频繁做爱。在早期的一次采访中，玛拉说没有性生活她就感受不到幸福。“它是人们结合的纽带，”玛拉说，“也是精神沟通的途径。”但是处在心灵伴侣的关系中，玛拉就像我在第一章里所讨论的其他人那样，性不是放在第一位的。再者说，最基本的准则总是保证詹姆斯的妻子和孩子绝对受到保护。“我们做的事没有破坏合法的家庭生活，”玛拉说，“我们两人总有一个意志坚强的，当一个人意志不坚强时，另一个人却能耐得住。”玛拉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这起婚外恋。我认为她同朋友巴特的性伙伴关系，反倒促成了这场婚外恋，也避免了玛拉迷失自己或陷入曾经同她丈夫那样的状况。

　　在上次采访她的两年前，玛拉结束了与朋友巴特长期的性爱关系，一年后，她又终止了同已婚男人詹姆斯的情人关系。这两件事都是玛拉主动提出结束的，没有留下怨恨的情绪。现在儿子已经长大，她身体也变得强壮了，精神状态也有所改善，玛拉想寻找不像前两种那样受限的特殊关系。这个决定是受参与建立良好的社区生活的活动启发而形成的。她开始积极地参与教堂活动、峰峦俱乐部、大赦国际、自愿护理社区花园及成人识字项目，到处可见她的身影。通过这些组织，她结识了许多朋友。“我认为走出去更有可能制造机会结识他人，就是遇不到任何使我心仪的人，我的生活也变得充实了，”玛拉总结说，“要想获得健康的关系，你就不要害怕当这种关系出问题时会怎么样。”这样，目前她尽量去约会。玛拉不是在找心灵伴侣，她想要的是健康的肌肤之亲和性爱的愉悦。她想再过同居生活，但她知道做一个单身女性也不错。“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喜欢我这样，”玛拉总结说，“有一个伴侣真的不错，但我坚信他会真正支持我，能够带给我亲密的情感。”

不像我研究中的其他独身女性，玛拉主动谈到性欲及更年期对她的影响。“我的性生活变化很大，进入更年期，我的性欲迅速衰退，”玛拉说，“以前，我觉得自己性欲过于旺盛，这点对于女人来说不太常见。现在我或许处于我这个年龄的正常状况。但对我来说是一种警惕，此刻我正在寻找药物刺激的方法。”

　　玛拉不合常规的性欲和恋爱生活没有妨碍她成为一个好母亲，虽然她为不时地离开儿子感到内疚，她觉得要想成为一个好母亲，自己还需要一段时间。玛拉和杰克共同处理儿子青春期的复杂问题，他在学校有一些棘手的事，又沾染了毒品和酒精。“这使他的生身父亲和我的关系比以前走得更近。”玛拉说。杰克和玛拉现在是朋友，聚在一起吃饭或是偶尔出去一个晚上散步。虽然考虑到过去想重新回到杰克身边这件事还在伤害她那颗痛楚的心，毕竟他就是玛拉和他们20岁儿子的家。儿子还和她住在一起，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找了女朋友，已经是个懂事的成年人了。

　　然而，在摸索非一夫一妻这种生活方式的道德性和可行性的过程中，玛拉经历了与单身和已婚人的暧昧关系，这些或是隐秘的或是公开的，她处理不同关系的能力——为了亲密与詹姆斯在一起，为了性爱与巴特在一起，为了家庭与她的前夫在一起——她成长为一个对生活满意的单身女性。不论目前她想寻找既有性爱又有亲密情感的关系是否成功，玛拉已经营造了满意单身生活所需的各种支持要素。一个最初我采访时最不幸的单身女人，在我研究结束时已经演变成过得最满意的一个了。她有能力拥有，并且行动起来，以性欲为媒介，我认为是一个关键因素。

啊玉

　　桃乐茜·索娅走入房间，看起来非常健康，甚至比八年前我第一次看到她还要年轻（她现在已经快60岁了）。在桃乐茜49岁时，头发焗了色，浓妆艳抹的。但是现在的她依然有着姣好的面容，梳着短发，看起来更自然了，苗条的身材，散发出自信和稳重。当问到是什么改变了她的生活这个问题时，桃乐茜的第一个回答就是她增加了一个体育项目——竞争性强的帆船比赛——她依然喜欢远足和健身运动。重视身体锻炼表明她把重点放在身体的愉悦感受上——对她来说，这能使她过上积极的性生活。

　　桃乐茜已经离婚（第二次）13年了。她告诉我，在这些年中，平均每年有一次恋情。与我所研究的其他任何女性相比，中年时的她拥有的性伴侣最多。其中有一次桃乐茜与情人的关系持续了两年，有两次她独身了一年多，还有几年她不只拥有一个性伴侣。除了一些失误外——一个男人精神不正常，还有一次在圣诞期间，她和一个男人发生了性关系，仅仅因为她情绪有点低落——桃乐茜从来不与不能建立联系的人发生性关系。她也不与已婚男人有恋情。桃乐茜不随意与别人做爱，但是一旦深陷爱河，她就不在乎这些了。即使她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我的有所不同，我开始羡慕桃乐茜有能力找到合适的男人，还羡慕她能从容对待和别人又聚又离的这些关系。

　　她不是那种放荡的人，她在南方中上阶层的一个传统的核心家庭中长大——她的父亲是个牙医，母亲是个家庭主妇——桃乐茜22岁大学毕业时，成为一个空中小姐，她嫁给了和她第一次同居的那个男人。这场婚姻只持续了5年，桃乐茜解释道：“我不爱那个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当时我很不成熟，所谓婚姻一旦身处其中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女人的目标就是抓住男人，有点像钓鱼，你钓上来的那个应该好好照顾你。可惜我们两人都没有沟通的本事。”

　　桃乐茜的第二次婚姻——从35岁到45岁——要严肃得多。她嫁给了一个自己爱的离过婚的人。他们俩有很多相同之处，双方又多沟通，但是在身体和性情上也有不和的地方。他有严重的睡眠问题，经常很压抑，与十几岁的儿子之间的矛盾颇深。他没有多少钱，就搬到了桃乐茜那里。不久他情感上变得冷落，性生活也随之冷淡。桃乐茜回忆道：“我觉得自己被剥夺了性爱的权利，因为他有严重的睡眠问题，得在另一个房间里睡。我感觉不到爱，非常痛苦，因为我的确很爱他，事实上我又很孤独，有很长时间我不敢说出来。”尝试了五年婚姻咨询，甚至性方面的咨询之后，桃乐茜请他离开她的家。如同第一次婚姻那样，虽然很强烈地感觉到了失败，她还是主动结束了这种关系。

　　离婚之后，桃乐茜觉得松了一口气，又焕发青春，快乐的种子又发芽了。她继续一个人“工作”，作更多的心理治疗，加入妇女团体，阅读有关自助方面的书。在第一次采访期间，那时她离婚将近5年了，桃乐茜声称自己有了很大起色。她总结说：“我现在更自信了，有很多交往，冒了很多风险，清心寡欲，我在养精蓄锐。”

　　桃乐茜从来没想过要孩子，对她来说这不是个问题。就她母亲而言，尽管经济上有保障，是个全职太太，家务活又有人帮忙，但是她清楚地记得母亲一直都在抱怨作为一个母亲有多难，她付出了多少代价。桃乐茜说：“我不想要孩子，直接与我母亲的不幸有关，我潜移默化地感到这会是个沉重的负担，如果有孩子就不可能感到快乐。”

　　在这两次采访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桃乐茜没有谈到与父母断绝关系，拒绝与他们来往。当父母拒绝和她一起去咨询时，她就再也没有去看他们。虽然她与妹妹的关系密切，多年来她和妹妹的丈夫以及他们两个长大的孩子有联系。桃乐茜缺少成为满意的单身女性的两个条件——很强的家庭观念和与下一代有交往。的确这种缺失解释了桃乐茜在她四十多岁时“想找到一个男人，和他建立真正完美的关系，一个相互支持的关系”的想法。她不在乎再婚，但是如果她能找到合适的人时，她又想和他住在一起。桃乐茜总结说：“我喜欢性，没有性生活我会很想。”

但是八年后，没找到这样的人时，桃乐茜对保持单身的前景依然持乐观态度。找到一个伴儿“还是我的第一选择”，桃乐茜说：“但是这次要比我曾经有过的好得多，那个人能给我的生活带来色彩。我逐渐意识到我可能找不到合适的人了，但我要继续自己的生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与一个垃圾男人相处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我现在的日子不错，不时有人在这住上一段时间也挺好的，但是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喜欢有私人空间，我真的需要它。”我们不禁要问，她的生活质量怎么样? 她真的从不开心的童年和互不来往的父母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吗?

　　桃乐茜有自己的家，在采访期间，她卖了在城里的旧房子，因为它需要不断地维修。她在郊区买了一个小一点儿的却更新的房子，距离她的工作单位较近。新房子离她徒步旅行的小径更近了。她现在养了一条宠物狗，邻里间有了更多的交往。桃乐茜说：“在这我很开心，我把这座房子叫做‘老太太’房，因为能一直把车开进车库，所有的设施都在一个楼层。我在尽力还清房款。这样当我老的时候，就有地方住了。”

　　在一个与加州大学有联系的研究院里工作了许多年后，桃乐茜从秘书干起一路提升到现在的项目经理，虽然她的工资是大学发的，她需要筹集大笔资金并且要负责这项研究的公共宣传——维护网站运行，编辑出版书目及小册子推销研究结果。她喜欢这项工作和那个小办公室，只有10个人。她唯一抱怨的就是她获取的薪水较低。一直以来，她都是自立的，她为自己从来没有依靠过别人的资助而骄傲，甚至是她结婚的时候。考虑到种种好处和养老金，她想留在大学系统里工作，也想找到待遇更高的工作。虽然工作很卖力，她却不把工作带回家，这样就保证有时间花在她喜欢的户外活动上。

　　同多数参与研究的对生活满意的单身女性一样，桃乐茜有一个好朋友圈。她的朋友都是单身，一些是从未结婚的，另一些是离了婚的。多数是女性，也有几个男性朋友，她与他们从没有性方面的牵扯，也没有浪漫的关系。这些朋友中也有彼此相识的，桃乐茜把他们当做她的大家庭。她总是在节日里受到邀请，还常常举办盛大的圣诞晚会。她和朋友们度假，要比她从前同父母或是第二任丈夫在一起过快乐得多，他们拒绝庆祝假日，甚至也不过生日。

　　除了这些好朋友，桃乐茜同单位的同事关系随意，但是她不参加他们的社交活动。她已经成了帆船队的一分子，但除了帆船运动时，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交往，他们与她的朋友或工作都没有联系。桃乐茜说：“我觉得穿梭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很有趣，我很喜欢这样。”

　　由于她要比同龄的女性（甚至是男性）精力旺盛得多，桃乐茜很难找到同她一起去旅行的朋友。于是她决定一个人去度假。她选择能遇到他人的环境——地中海俱乐部和欧洲的徒步旅行团体。这两次旅行她都结识了有趣的人。在第二次旅行中她结识了一对已婚的夫妇，后来他们把她介绍给那位妻子离婚的弟弟——她现在还和他相处，尽管他住在中西部。

　　桃乐茜与其他对生活满意的单身女性不同的是她大胆地追求性爱。“我曾经想如果没有可能和他结婚，我是不会与他上床的，” 桃乐茜回忆道，“可是很快我就说‘去他的’，绝不会有对婚姻认真的人。我的性爱对象换来换去，以此为乐，再和我一起去游行。”在每一次外遇之后，为了保护下一个情人，桃乐茜都要作一次艾滋病测试，她说：“我很负责的。”

　　桃乐茜通过很多渠道约会男人：体育运动，朋友，邻里帮忙，报纸上的征婚广告，还有网上的速配网站。这种开放的观念令她很容易找到男人——例如，那个同她一起住六个月的男人，那个她约会了两年甚至订婚的男人，其他一些男人她没有过多地投入感情，只是发生性关系而已。

　　桃乐茜讲了和一个退休男人之间的事，他就住在附近。他挺引人注目的，又喜欢帆船，还因为他看来很富裕，她想象着和他去旅游。但是最主要的，桃乐茜认为这样“做爱会很方便”。在他们上过几次床之后，他承认自己阳痿，而且服用伟哥也不见效。桃乐茜失望的是他没有事先告诉她，也没有谈到这方面的事。“我想和能跟我说真话的人在一起，我可以和他一起‘解决问题’。” 桃乐茜解释说。她相信一个有自尊的男人应该坦率。

　　性爱使桃乐茜感到惬意——伴随它那种强烈的自身感觉——显然她能平静地对付出现的种种不和谐的关系，或者是她先结束，或者是他主动结束。桃乐茜计划嫁给她在帆船比赛中结识的一个商人。他们床上床下的合拍吸引了她，就像他的富有对她有吸引力一样，但他不是她的心灵伴侣。桃乐茜想着如何卖掉自己在城里的房子，打算搬到三十英里外，同他住一块，而且还在附近找了一份新工作。她早就计划卖掉自己的房子，可这时她注意到他有很多顾虑，于是她推迟放弃原来的工作。当桃乐茜和他面对这个事实时，他承认还没有做好准备。桃乐茜不想和他这样混下去了。“我想我摆脱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虽然那时很痛苦，”在他们的关系破裂几年后桃乐茜说，“我觉得他没有能力承担责任与我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源于他的过去，他曾经历了几次失败的婚姻。”

　　2003年接受采访时，桃乐茜已经和中西部的那个男人相处有4个月了，就是他姐姐同桃乐茜一起参加欧洲的徒步旅行团体时介绍的那位。当林恩到旧金山来看他已经长大的儿子时他来找过她。桃乐茜对林恩一见钟情，他比她年轻两岁，是一名超级运动员（自行车选手， 不是帆船成员），非常潇洒。他已经离婚6年了，看起来似乎没有承诺方面的问题。他个性开放。但从一开始，桃乐茜因为预想要形成一种严肃的或是长期的关系而有所保留。林恩是个共和党人，天主教徒，而桃乐茜是佛教徒，民主党人，选举的是拉尔夫·纳德。她能和一个选举乔治·布什的人走到一起吗？林恩已经从高技术工作岗位下了岗，用了两年时间接受教师培训。桃乐茜认为这种精神可嘉，但是为他能否找到工作以及经济是否稳定而担心。前6年他和他妈妈生活在一起这意味着什么？他说那给他的老母亲和未成年的孩子一种家的氛围。而对桃乐茜来说，这就意味着他没有房子而她却有。

　　自从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桃乐茜和林恩开始了频繁的电子邮件往来，并且在电话里频繁聊天。在他们有性关系之前，甚至在第二次约会时，林恩邀请她一起出去度假，他早就计划好了去欧洲。虽然她颇爱出游，而且这次行程听起来也蛮诱人的，但只有他们有过性生活后，桃乐茜才会同意去。林恩抽不出时间到加利福尼亚来，桃乐茜就去中西部过复活节。她不知道57岁的她在他妈妈的房子里进行他们的第一次性爱会是什么样子呢？林恩说过他的妈妈是“通情达理的”，可是桃乐茜首先明确在房子里他要有自己的空间，不能与他妈妈的卧室只是一墙之隔。不管怎样，桃乐茜还是觉得不舒畅。在那的第二天她就对他82岁的老母亲说：“您的儿子看起来不错，但我还不是很了解他。我来这里是因为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欧洲，我想搞清楚我们是否合适。我不想花几千美元买了去欧洲的机票，耽搁三周的工作，结果却意想不到地糟糕。正常说，我不想我们的关系发展得这么快。”老太太回答说：“好孩子，你可真聪明。” 当他们的性生活过得很快乐时，桃乐茜这才解除了疑虑。

　　当林恩到加利福尼亚来看望她时，他们的性爱过得更加完美，在一起有很多乐趣。桃乐茜谈到她是怎样和林恩进行电话性爱的——她第一次这样做。

　　在欧洲之行几周后，桃乐茜来还我以前借给她的那本书。她说这次游行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她想享受当下，林恩想发展长期的关系。他建议在6个月内在海湾地区安置下来，搬到她那儿，再找一份工作。这使桃乐茜想起她的第二任丈夫的情形，那个被她看做带来灾难的人。即使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桃乐茜也不打算和他有长期的承诺关系。在旅行结束时她把她的想法告诉他，他表现出非常失望的神色，说她“不可救药”。桃乐茜回应道：“我们本不该开始。”

　　桃乐茜和玛拉与我所研究的大多数女性不同，因为她们有能力把性欲和渴望亲密情感或者长久的关系分别对待。这种并不浪漫的方法给了她们自信和承受打击的能力。因此，她们对新的性伴侣更开放，从容对待，不管他是不是合适的人，也不怕受到伤害。她们不再自信能找到真爱和长期的关系了，控制着自己的性追求目标，这有助于她们接受单身生活。她们把性、爱情、家庭分开的能力使得这两位单身女性面对网上约会以及答复征婚广告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

　我研究的大多数单身女性不愿意网上约会，但是除了桃乐茜和玛拉之外还有一些人对此是持开放态度的，因为她们很需要性爱。保拉·利特尔今年59岁，32岁离了婚，之后陆陆续续有过许多一夫一妻的关系，一直持续到54岁。最近这5年她没有特殊关系了。就算对自己的单身生活感到幸福和满足，她还想“至少找一个男人”，因为她的身体还很硬朗。她期望这种关系能给她带来美好的性生活和某种精神上的情感沟通，但是对各种伙伴关系持开放态度，“可能是旅伴，可能是约会的那个，也可能与我住在一起的人”。保拉解释了她决定尝试一次网上约会。或许阅读这些故事能帮助她弄清她的意愿，思考过去是怎样对待性爱和情爱的。她能够像桃乐茜和玛拉那样把性和亲密关系、家庭分开吗？

　　我所研究的另外一些单身女性——那些对性爱不感兴趣的，还有那些把性爱只能发生在长期的相爱关系里的——她们不会被网上约会和征婚广告所吸引。那些五花八门的约会途径意味着她们不敢确定自己永远不会与任何人有约，因为她们中的许多人得知她们的朋友或同事通过婚介机构找到了伴侣。但是对盖尔·帕莫这个48岁的离婚女性来说——性爱远不如友情重要，网上约会太压抑了。“那似乎在铤而走险，”她说，“我可不愿意去冒险。” 虽然很少有这种情况发生，她宁愿通过朋友来约会别人。41岁的两性恋者埃米莉·雅各斯（将在第六章里出现）持相同意见。“独身没什么，我想要情感上的沟通。”她解释道。埃米莉在回答我的问题——她想要什么样的关系时没有谈论性，她倾向通过朋友介绍的渠道或者两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拒绝 “没有一人是真名” 的互联网。然而，像埃米莉这样的独身女性因为缺乏对性的兴趣而找不到社会的支持。

啊玉

　　20世纪的性革命没有给独身带来应有的地位，它使得性成为衡量个人身份、个人健康和生活幸福的重要指标。“50年前若要一个单身女性承认她喜欢积极的性生活是需要勇气的，”英国作家萨莉·克莱恩说，“如今需要勇气的是说不喜欢性爱。”在过去，甚至是女同性恋的性行为也被污蔑为病态，现在则担心的是“处在长期关系中的女同性恋者缺少性爱生活”。美国非裔作家堂娜·玛丽·威廉姆斯说如今独身受到蔑视，甚至超过了同性恋。“一个同性恋者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比一个实际上独身的人更容易接受。”威廉姆斯总结说。

　　在20世纪中叶，没有性的生活就是不健康的生活，这种观念已成为社会规范，第一次提出是针对已婚人，很快就被所有成年人所接受。这种性作为基本要素的理念——不是主要为传宗接代，而为了身体和心理健康——结合弗洛伊德把性作为基本的生物驱动的观点，一种自然的冲动，性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术语，与每个人都是密切相关的。性学专家和医学博士勒诺·泰弗在《性不是一种自然行为及其他》这本书中，针对性不仅对健康是必要的，同时也是积极的性别标志的广泛流行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我在泌尿科工作了许多年，有人来这儿说“我阳痿了”，我说：“那又会对你怎么样呢？”他们看着我好像我神志不清一样。他们说：“什么，我没办法做爱了！”我就以一种对话的语气，眼睛看着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做爱呢？”他们会对我说：“你什么意思？人人都需要性的呀。”他们就是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不能回答是因为词汇贫乏，实在是太贫乏了。有时候有的人会勉强挤出几个字来说：“它意味着我是正常的。”好像不能够有性高潮就不正常。缺少它意味着不能称之为男人，对女人则不然。

　　泰弗开了伟哥处方给那些真正想要的人，或给那些希望满足性伴侣的人，而不仅仅为了使男人更觉得自己是男人。

　　生活在一种大肆宣扬性的文化氛围中，性被当做人的心理健康之必要。如果一个女人（或男人）说自己不喜欢性爱就很有可能被大加责难。诗人桑德拉·蔡登斯坦，结婚46年了，在她和她丈夫过了几年的独身生活之后，发现了一种两人都满意的有规律的性爱方法。那时她鼓起勇气以诗来表达她的性爱态度：

　　我到了/64岁才开始懂得/如果我不想/手温柔地放在乳房上，/手指轻擦乳头，/一个轻舔，勃起的阴茎/碰撞我的躯体，/我有同样的权利 / 不要去想/如同他情不自禁的欲望/这种不要去想/是主动的，值得尊重的，/这种不要去想/不是冷淡/做他的好女人。

　　蔡登斯坦继续问道：“读者阅读的感受和我写的时候一样美妙吗，还是很不舒服？自私吗？坦率吗？不是自发的吗？对我而言部分是这样，我一直想成为火辣的性感女郎，有激情的女人。似乎现在——最后——正好……我用了多年来接受而后——更难于——表明这种需要，没有歉意和自责。”我认为，蔡登斯坦决定发表这首诗是受她的已婚身份、性欲旺盛驱动。如果是一个单身或独身的女性发表了这样一首诗，她将立即被污辱为男人恐惧症或性冷淡，一定是糟糕的病态性恐惧症。

　　最近，大众媒体的多篇文章呈现了这样的迹象：在已婚的两性恋爱和同居的同性恋者中隐藏着大量的独身者

　　。但这主要被看成是一种不幸的理由，一种性功能障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伴侣中一个需要性爱而另一个不需要性，这肯定成问题，但是双方都同意独身会是个社会问题吗？

　　这种性爱对于个人幸福以及身体健康是必要的批评观点，以及实际表明不管长期还是短期的独身可能会比以前所知道的更普遍，这些都对性爱的本质提出问题。虽然一些以性为研究命题的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是把性欲看成纯生理结构或者主要的社会结构，绝大多数人趋向认同人的性欲取决于生理和文化复杂因素的互动作用而形成。另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性动力是有性别差异的。根据2001年的针对多种不同项目的研究调查表明，一般来说，男人的性欲比女人更频繁、更强烈，调查从下面几方面来研究：自发地想起性，性幻想的频率及多样性，有性交愿望的数量，想要的性伴侣的数量，手淫，喜好各种各样的性体验，以及其他方面。那些作者，同时也是心理学家，得出结论：“在接近十几项不同的调查里，我们没有发现一个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的性欲更强烈。我们认为综合考虑调查的数量、质量和集中各种证据表明这个结论是无可争议的。”

　　这一结论还暗示了女性独身可能会更容易些。的确，这就是作者们得出的结论。他们引用一个研究表明，“对于男人而言，担心被拒绝成为避免性爱的主要原因”，而对于女性“报告显示缺少这方面的兴趣和愿望”

　　。支持这一结论的另一位心理学家发现，对于女性来说“独身状态不一定是一段痛苦的心路历程”。更确切的是，“对于一些女性来说，那更像到市场去逛一圈”

　　。然而我们一定要记住，这种概括掩饰了性欲以及独身的原因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

　　尽管这样，对独身消极的文化评价还在继续。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我乐意问起女性的性生活，而不问她的独身情形。虽然有时候是出于自发的，我从不直接问我的研究对象有关独身的事。即使我问过，我猜想大多数的女性会拒绝使用这个词的。在目前的文化气氛下，没有人会称自己独身，很少有人会说她选择或喜欢独身。可接受的说法只是暂时禁欲，正在寻找心灵伴侣。一个独身又浪漫的女性是允许的。

　　虽然独身有别于纯洁和贞操，由于天主教义把三者联系起来，这种区别变得语义模糊了。90年代披露了大量牧师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性骚扰的丑闻事实，使得独身这个词有了更多的负面内涵。这一丑闻强化了独身是一种不健康状态的文化理念。牧师的独身被看做一种难以达到的欲望——在性压抑和不成熟状态导致的性无能。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我们要分清被迫单身和特殊时期个人作出最佳选择的单身。基于下面的个案研究和我的阅读资料，我提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独身理念。　直到最近，作家们成功地尝试了把独身当做一种可行的和快乐的选择，尤其是对中年女性来说。堂娜·玛丽·威廉姆斯的《性感独身》和萨利·克林恩的《女性、激情和独身》两部书尤为重要，其中列举了独身生活的许多益处。

　　她们提出，没有性伴儿释放了女性，从而使女性专注于自我实现、创造性及个人能力。 “独身肯定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自己的事。”我的一个参与者说。女同性恋研究者临床医学家乔安·罗兰写到了她自己的独身经历——这也适用于异性恋的女性：“不考虑接下来的性关系——是否与期望的一致，是否性爱和谐，是否关系会持续下去，是否这种关系对朋友有意义——因为我自己是自由之身。”

　　她可以无拘无束地去关心别人——朋友、大家庭、邻居以及更广泛的团体。因此，独身造就的独立自主意识与个体或公众的伦理标准是一致的。

　　另外，克林恩表示，独身使女性从枯燥不满的性生活中解脱出来，从而简化了生活，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别的兴趣上，尤其是在工作上。独身能促使精神提升，专心发展更广泛的朋友和家庭圈子；独身使一些女性远离了人与人之间的暴力。接受独身生活的单身女性对心灵伴侣、男女关系或是性爱都没有期待。超过50岁的异性恋者，包括那些想找到伴侣，但又意识到有成败的可能性的那些单身女性，更倾向于在她们的独身生活里显得性感和充满激情，这与玛拉和桃乐茜的做法截然不同。威廉姆斯和克林恩分别介绍了性感单身理念，条件是借助其他的身心愉悦方式——触摸、拥抱、音乐、舞蹈、美食、有刺激性的文化活动——能够代替性爱

　　。

　　性欲独身与手淫不同，虽然克林恩和威廉姆斯都反对手淫，她们的观点是肉体的满足不集中表现在性交和高潮上。性调查的结果验证了她们的主张：性活跃的女性比独身的女性更喜欢手淫。“尽可能地，”威廉姆斯说，“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体现出性感，穿着的衣服、睡觉的床单、挂在墙上的画，甚至我的祷告也是浪漫和赋有激情的。一天天地，我学会了通过我的所有感觉来体验生活。”威廉姆斯意识到性只是为了好玩而已，其余的生活就是工作。因此，她曾经完全依靠男人寻欢取乐。现在她放开自己，想尽办法去玩。同样，克林恩认为，更多的对象和活动都能激发女性的感情——艺术、旅行、舞蹈、政治、教士、家庭、亲密友情及上帝。在参与研究的女性中我发现了一个没有性爱但性感多情的绝好例子。

　　49岁的南希·迪恩一直单身，也无子女。一个周日的下午，她邀请我去体验她生活中新的激情展示——弗拉明戈舞。她要为家人朋友表演个小节目——跳舞。最后我找到了这个地方——只有一层的长方形建筑物，低矮昏暗，藏在市郊的一个商场里，与一个按摩场所相邻，上面有一个不显眼的招牌——弗拉明戈舞蹈练习厅——表明它的存在。在里面，两面墙上的镜子使这小地方看起来大些，地板上铺的暗色调的油毯显示出更美好的生活。当吉他手开始演奏，舞蹈者随着不连贯的旋律用脚跟踢踏地板，一个普通的美国式的房间现在变成了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维利亚的一个土砖砌的咖啡馆。

　　为了忘却紧张的工作生活带给她的烦恼，南希每周来这里两次，跳弗拉明戈舞尽情放松一下自己。南希对待工作和舞蹈都很认真。她是一家大型投资公司的股东，由于她开放但严谨地对待业务往来，以及对女客户的诚信而受到尊重。南希披着一头金发，身材苗条，衣着庄重，不浓妆艳抺，说话语调柔和。人们都因知道她脾气平和，有能力处理好各方面事情而敬重她。

　　只见一个女人在弗拉明戈舞练习厅闪亮登场。她身穿一件黑色的连衣长裙，紧紧地箍在屁股上，附带的还有低到了膝盖下面的飘逸的裙子，南希的红色饰物衬在黑色连衣长裙上非常惹眼——闪亮的深红色口红，大大的绛红色的环形耳环，插在头上的一朵超大玫瑰花。她开始了独舞，只见她挺起身子，眼睛闪着晶莹的光芒，随着音乐不停地摇摆屁股。两英寸高的鞋跟随着复杂的旋律敲击着地面，南希摆动上肢以优雅的舞姿摩挲她的裙子，然后双手抬过头顶，手指在空中优美地划出曲线，手腕弯曲成漂亮的拱形。

　　“你怎么，”表演结束后我问南希，“会跳弗拉明戈舞呢？”她回答说10岁那年，她姐姐和高中同学一起去西班牙旅行，给南希带回了一瓶称做玛哈的西班牙香水。瓶子前面是穿着弗拉明戈舞蹈装的一个女子的图片。“那种香味对于在加利福尼亚长大的中产阶级白人女孩来说非常有异国情调，”南希说。不时地，长大成年的南希会在电影和公共广播电视的几个专题节目里看到弗拉明戈舞。“我怦然心动了，”她说。但她从没为此做过什么，直到40多岁时她在当地教育节目里看到了一则西班牙舞的培训班广告。那里教的民间舞有点“弗拉明戈的意思”，而不是纯粹的弗拉明戈，但南希喜欢这个学习班，她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参加了三四次。每一次，她都能多学一点儿复杂的舞步。班里的一个同学告诉她，弗拉明戈舞练习厅有更高级和更专业的培训。就这样她一直在那儿学，现在差不多有5年了。

　　9年前，我第一次和南希谈到单身的话题，那时她40岁。那以后，像现在一样，南希清楚地表明她从来没有故意选择不结婚。她的生活还谈不上安定下来，虽然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业，但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最近她同一个爱过的但爱骂人的男人分手了。“我本该和他两个月后就分手，而不是两年，”南希说道。同我所采访的其他女性相比，南希声称她对自己的单身生活很满意。

　　现在我已经一个人生活16年了，从二十三四岁时开始的，我的确喜欢这样子。在生活中我之所以高兴，其主要原因就是我能照顾好自己。我这么做强化了我的自我意识、性格意识以及自己的力量意识。我喜欢独处。我喜欢进来就把东西放下，或者进来就把东西放好， 我想怎样就怎样。让我放弃这种自主性会很困难，虽然有时我也会渴望情感的联系及忠诚的伴侣。

　　早在5年前，她35岁左右，南希患上慢性疲劳综合征，还得了几次肺炎，病病歪歪地熬了两年。即使这种艰难的处境让她觉得很脆弱时，她也为自己能拜访朋友，从困境中挺过来而自豪。她的单身生活变得越来越稳固了。

　　作为教师家庭里5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南希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心山谷长大。她的妈妈结了两次婚，又离了两次婚，与第一任丈夫有3个孩子，南希和姐姐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南希14岁时父母离异，她的母亲没有再婚，她父亲的第二次婚姻也很快夭折。就是离婚之前，她的家庭生活也谈不上温馨。“家里有太多的沉默，”南希解释道，“许多看法和感情都不能表达，甚至要离婚也没人告诉我。一天早晨我走下楼时，我父亲正在整理他的东西。”

　那次父母离婚之后， 南希感到更加孤独了，因为没人把她“放在心上”。她妈妈去了纽约，南希和姐姐同父亲和父亲的新婚妻子生活在一起。南希和继母相处不好。离高中毕业还有三周时，她父亲就把她轰出家门。那个夏天她和朋友们住在一起，而后就上大学了。她的父母供她上学，但她再也感觉不到自己有个家。南希刚刚30岁时，她母亲去世了，她和她父亲的关系依然疏远。

　　那些有不幸童年的单身女性，她们把感情投资在找婚恋关系上（参见第四章），南希变得很自立。她不仅喜欢一个人生活，还喜欢一个人去旅行。1994年她骄傲地实现了独自一人去欧洲的旅行。2003年她时而度过几个没人陪伴的假期。她喜欢制订自己的旅游路线，按自己的计划进度行事。作为一位独行的旅行者她遇见了许多别的游客，经常同碰到的一对夫妻，或另一位单身女性、男性游览一天或一周。

　　40多岁时，南希创造了许多能使她过满意的单身生活的条件。在她喜欢的领域她获得了一个长久位置。她买了一所房子，距离她哥哥家只有几个街区远，又重新和住在附近的两个姐姐取得联系。现在她们兄弟姐妹四人以及其他一些有重要关系的人一起度假。南希为这个重新建造的家庭而格外兴奋，这里有她的近亲属，包括她的侄女、侄儿，她和他们保持亲密的关系。另外，南希还营造了一个朋友网络和几个团体——一个围绕她的工作岗位，一个在弗拉明戈那里。两个社交圈子开始重合。在舞蹈表演场地，她把我介绍给一些同事，包括公司的副主席。当我问南希有关这些到场者时，她回答说在和同事的谈话中顺便提到了舞蹈，她们要南希邀请她们去看舞蹈演出。最初，因为考虑到弗拉明戈涉及到她的部分私生活，她不想带她们去那里，因为那是一个远离工作的地方。可是现在她很高兴已经克服了那种感觉。她的交际圈融合了工作和私人生活，表明她更加接受自己了。

　　是跳舞，不是工作、家庭、朋友或社交，使得南希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和歌声。舞蹈唤起了9年前遗忘的快乐。看过跳舞后的几个星期的一次采访中，我问南希跳弗拉明戈舞对她来说是不是一种性感交流方式。“我不知道是否该用性感这个词，”她回答道，“但它无疑表达出纵欲、激情、欲望、情感。所有这些使得我成了一个性感的人。同伴侣间的性爱是美妙的。”她继续说，“但这是另一种表达同样活力的方式。”南希欣赏弗拉明戈舞的情感化，能表达从“世俗的快乐到对命运的强烈不满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一切”。虽然南希说她已经独身一段时间了，她不会标榜自己是独身。弗拉明戈舞中释放出来的纵欲和激情有利于她那没有长久情人的单身生活。

　　通过舞蹈来表达情绪似乎对一个成长在无法表达感情的家庭里的女性来说完美无缺。舞蹈强调独舞和群舞，而不是两人一对，象征性地支持单身生活。虽然男人也跳弗拉明戈舞，他们很少和女人结伴，如果结伴，也不把舞伴看做像在古典芭蕾舞或拉丁舞如探戈中的那个样子。弗拉明戈鼓励成熟和年老的女性跳舞，而不是让女性从属于男性。它是以重在自我为特点的舞蹈。

　　弗拉明戈的感情力量来自表演者自身沉浸（原文如此）在艺术中，呼吸着艺术生命。弗拉明戈是一种深深地表达亲密情感的艺术形式，这就是弗拉明戈与典型芭蕾的区别。这两个动作正好相反，芭蕾是置身于空中，追求轻巧，移动中几乎没有重量，通过身体灵敏的技巧盘旋；而弗拉明戈舞是全力向着地面……舞蹈扎根在地面上，好像那里有强大的磁铁引力。

　　南希的舞蹈教师给她起的艺名叫科里斯巴，西班牙语的意思是“火花”，或是给舞蹈点火的人。弗拉明戈，实际上是南希生活中的火花。她摆动身体表达强烈的欲望和激情，有时表达痛苦和愤怒。南希把这种性感的舞蹈和她的单身生活结合起来映照出，也强化了她的自尊、个人力量及自主性。代替寻找心灵伴侣，南希已经找到了一种表达
　强调性生活，而把独身打上不正常、古板、性冷淡、清教徒似的和禁欲的烙印，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里，有人会轻易责怪南希的性生活。那些信奉流行心理学的人认为她害怕情侣关系，有承诺恐惧症。他们可能会说弗拉明戈舞表达了她父母对她的冷落以及对前一个爱人谩骂的愤怒。如果他们的分析属实又会怎么样呢？这会使南希感受到的满意生活无效吗？多年的心理治疗或不断的网上约会对她会是更好的选择吗？我们能说只有她找到了一个亲密的性伴侣后她才会真正的幸福吗？或者我们能够称赞她把富有性感的方式渗透到她成功满意的生活里吗？

　　我研究的其他把性欲同生活联系起来的独身女性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单身母亲喜欢孩子那肉乎乎的身体，宠物为其他的单身女性提供了身体接触。有一些女性在田园和自然中找到了使感官愉悦的途径。一些女性不太性感，还有的女性很向往但还没找到除性关系以外的方式。我们在第七章里会遇到一个48岁的单身母亲盖尔·帕默，她说通过手淫来定期释放身体性欲，但是她想要的是与性爱相关的拥抱和触摸。

　　性方面的调查证明了独身对很多单身女性适用。《性在美国》显示，“调查结果推翻了没有伴侣的女性性受挫的理论，相反，我们发现没有伴侣的女人或男人更少想到性，他们没有性也过着很快乐满足的生活。”1999年，美国退休协会进行的一项关于美国45岁及以上人群的性观念和性实践调查发现，他们“印证了同家人朋友的亲近联系对他们的生活质量比满意的性关系还重要”。

　　现实地估量到不可能达到心灵伴侣的理想，南希·迪恩、玛拉·戴特维勒和桃乐茜·索娅成功地对待她们的性欲。把性欲、性同心理上的亲密或长久的关系区别开来，她们找到了多种多样的不同方法满足性爱、亲密和对家庭的需求。她们强有力地掌控着自己的性欲。我研究中的另外一些女性——如在更广大社会里的那些——更加困惑，不确定及对自己的性生活感到矛盾重重。

　　从对性的反应中，从她们对性生活的满意和不满意中，单身女性与已婚女性没有多大不同。然而，性得不到满足的单身女性与有配偶的女性相比更公开化，这样她们被标榜为可怜的牺牲品使她们更容易受到伤害。但是单身女性有更多的社会空间和文化支持去找到解决的办法，因为对她们来说，不管独身还是同居，同已婚女性相比更易被社会所接受。

　　为什么玛拉和桃乐茜会有如此强烈的性欲，而且会这样接受她们的性需求呢？为什么南希会创造性地把弗拉明戈这种性欲发泄的做法与独身生活结合起来呢？目前性科学及性社会学和心理学还没有对这种个体差异做出解释，他们也不能够辨明生物学和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各有特色的路径。虽然不能作出解释，我们也可以肯定这样的性、性的活力和多样的性。

啊玉

　我们可以做出更清醒的决定，

　　我们可以运用更明智的战略，

　　我们可以更充分地理解后果。

　　——佩吉·欧伦斯坦《流动》

　　人到中年成为一名新单身女性——那就是说，接受自己的单身状态并能快乐地生活——这有一个漫长而且常常内心常常充满挣扎的过程。虽然我们没有有意选择单身，但是我们却做出了一系列的选择，引领我们走向目前的生活。

　　20多岁时，我们中的有些人选择了投身事业、政治或非传统的冒险行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找到满意的工作或闯荡人生，由此发展强烈的自我意识。假定我们30多岁之前生活伴侣就能出现，我们中间一小部分人不但追求非传统的婚姻，而且愿意尝试核心家庭之外的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到我们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中有些人选择做单身母亲，假定我们不受生物机能的影响，会更容易找到一个伴侣。其他的人则坚定地选择不要孩子。之后我们有些人又选择离开了被虐待的关系或是令我们窒息的婚姻。不去寻找生活中的伴侣，我们专心发展事业，抚养孩子，寻找另一个可提供支持的来源。我们中有些人会被我们爱慕的伴侣抛弃，使我们觉得感情受到了伤害，失去了信任感，但是我们度过了这些生活的磨难。我们中的许多人经历的不只是一种坎坷。但我们谁都不会想象到自己在40、50或60岁的时候还单身。当然我们也没有想到作为单身女性的我们也没有感到孤单，会过着充实又满意的生活。我们同传统文化信息——一些人根深蒂固地认为——幸福取决于找到伴侣的观念作斗争并超越它。

　　在整个30岁、40岁，以及向50岁迈进时，我们许多人都在坚守理想的心灵伴侣的理念，但是我们没有花大部分时间去寻找，而是在营造自己的生活。营建的许多社会支持因素与那些已婚女性建造的相似。但是，作为单身女性，我们通过文化不太认同的因素——亲戚朋友的帮助来达到目标而不是通过伴侣。常常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为建造可行的单身生活添砖加瓦，在50岁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当走出伴侣这种禁锢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很满足。

　　在下面的篇章里，我追踪调查了一些女性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使之走向单身的，其中的一位一直单身，有两个是离婚的女性，还有一个是我自己，以及我们为自己营建的支持因素。我们四个人代表了我研究中的新单身女性的多样化。我们中有三个是白人，一个是非裔美国人。有三人是母亲，其中的一个是女同性恋者，那个没生育的下定决心不要孩子了；一个是几乎没有过家庭的；另一个生活在大家庭中。就家庭来说，有三个生长在中产阶级家庭，另一个出生于工人阶级；我们两人的母亲是全职做家务，另外两个的母亲外出工作，同时也做家务。

　　我们四人做出的人生选择以及我们给自己创造的支持因素是所研究的其他单身女性生活的一个缩影，包括在后面的章节我要讲的那些人的故事。

　我们的选择有其历史特殊性，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做出的。1965年后，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尤其是那些妇女运动以及为新生活方式辩护的革新文化提倡的理念，使得我们所有人的选择都成为可能，部分的选择由此塑造而成。这些变革思想与更传统的理想婚姻和家庭生活观念共存。在将来，不同或更广范围的选择可能会推动单身生活。而且，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的选择，以经济上至少适度有保障、受过高等教育、属于白领阶层为先决条件。然而，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一定意味着我们不得不保持单身状态或成为新单身女性，有配偶的生活也可以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做出这种生活选择的女性不太可能花费过多的精力去寻找伴侣，她们也不太可能为了找到伴侣而委曲求全。

啊玉

　选择非传统的生活方式或许与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成年女性最有关系了，那时与今天的情况不同，核心家庭控制着个人生活，还有70年代、80年代早期选择离婚也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和吉莉安·海尔德一直单身，选择不结婚但选择前卫的生活方式。瓦努娜·拉·布兰克和朱丽叶·科恩在1980年离婚，这种做法在她们的社交圈子里属于非传统的行为。

吉莉安个子矮小，容貌漂亮，精力旺盛，在社区大学教历史和跨学科研究。1994年我第一次采访她时她54岁。她热爱教学，有自己的家，经济上有保障。从我听到她的故事，到接下来跟踪调查了8年，我看到她同我的生活经历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我俩都是1940年出生，来自中西部，吉莉安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里的独生女；我则是有类似家庭背景的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我俩的母亲都是由基督教徒变成了天主教徒，都是全职家庭主妇；我俩的父亲都是专业人士，我的父亲是纽约州北部的康奈尔大学农业学院的教授，她的父亲是俄亥俄州的一个工业化农场城镇的律师。我们的父母认为自己的婚姻很和谐，信守婚姻直到白头偕老。吉莉安说她母亲在50岁时寡居，但她的第二次婚姻更美满。然而我们从十几岁起，都拒绝母亲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不想成为家庭主妇，就像我们感觉到的，她们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家庭生活而丧失自我的独立性。无独有偶，我们只是这一代人中的一部分，还有不少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中产阶级成年女性，受过高等教育，但不想再重复我们的母亲的那种生活。

　　在我17岁那年，我对母亲说我从不想结婚。这不意味着我想一直单身，当然也不想成为老处女，我只是不喜欢她的那种生活方式。我母亲是个出色的厨师和裁缝。她为她的三个孩子做衣服，整理花园，做罐头食品，同朋友们玩桥牌，但她总是很消极。她不断地埋怨我父亲不回家，唠叨着要我把鼻子离书远点儿，责怪我长发凌乱，没有淑女的样子。她甚至贬低自己，说自己没有大学城里其他主妇聪明。我父亲却相反，他喜欢他的工作，每每到家，他的笑声和热情使他比母亲有趣得多，我更喜欢他的那种生活方式。我也需要事业，虽然我知道没有哪个女性的生活我可以效仿。这种惆怅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我在30岁时经常做噩梦：我被强大的力量卷到了郊区，不能抵制爱情和孩子的诱惑。我过起了事与愿违的生活，这使我痛苦不堪。

　　少年时的吉莉安，没有好好地想过将来，只知道不愿过她母亲的“狭窄而传统的生活”。吉莉安想逃离中西部，到东部或西海岸的大城市过更令人兴奋的生活。然而她父母催她进入了附近城镇的一所天主教学校，吉莉安在大学三年级时拒绝了一次求婚，之后到波士顿攻读硕士。对吉莉安来说，研究生学业不是她通往事业的道路，但促使她踏进一种文雅且更不拘于传统的生活。上世纪50年代大城市里兴起的垮掉的一代以及颓废派文化，性革命运动及60年代总的突变，为吉莉安探索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

　　我确实想要事业，但是现实中的文化信息清楚地告诉我：对于一个女性，事业和婚姻是不能兼而有之的。大学时代的男朋友和我在1961年分手，那时我在康奈尔大学读最后一年，大学的第一年他就离开了医学院。他知道我要继续求学，想拥有自己的事业，也知道我在他们学校会很痛苦，因为那儿没有重点研究生院。他知道作为事业女性的我将会是一位糟糕的母亲。我眼含热泪地抗议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并不奇怪，因为我的大学教授没有一个是女性。我还不曾认识过有事业的女性。不久我们就分手了，我申请到一所研究院深造。如果他不那么传统或更通融些，我是不是已经和他结婚了？这样行得通吗？我永远也无从知晓。

　　1962年春天，我接到了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电话，电话里的那个人说那所大学正考虑提供给我一份学术奖金，他还想知道我是否打算结婚。我诚实地说没有，我得到了学术奖金。但这个意思很清楚，这次它出自权力机构。

　　这样的文化信息使我的选择变得复杂化。我接受男朋友和教授们的说法，事业和婚姻不可兼得。我坚持这种观念直到这种文化开始改变。1963年，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二年，贝蒂·福莱顿出版了畅销书《女性奥秘》，在书中她主张女性要同时拥有婚姻、母亲身份和事业的权益，我认为那不太可能。对我有影响的则是她拒绝全职家庭主妇的模式，强调走出家庭、从事全日制工作的重要性。我很高兴新女权主义运动能够使女性事业合法化，但我想寻找另外的方式把事业和一种非传统的个人生活结合起来。单身就意味着没有性生活的处女，那是令人生厌的。我受到这种前卫文化模式的启发，如同吉莉安从中受到启发一样。

颓废派一直吸引着我。当我只有18岁时，我就意识到我会比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遇到的困难更多。然而，上世纪60年代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德·波伏瓦提出了一种有吸引力的方式。她拒绝结婚或同居，但却同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保持着伟大的不为痴迷情感所苦的爱情关系及不受婚姻关系羁绊的理性的伴侣关系。根据她的事例，我及其他一些第二次浪潮的女权主义者成为现在广泛流行理念的早期宣传者：彼此平等的心灵伴侣。后来我从传记中知道的一切使我的幻想破灭了，尤其是迪尔德丽·拜尔写的传记《西蒙·德·波伏瓦》，波伏瓦同萨特的关系是多么的不平等，经历了多少冲突，多少不满啊！我也如此，几次尝试着和心灵伴侣形成非传统的婚恋关系，却都以失败而告终。30岁出头时我与一个人的同居生活使我失望至极。只有在我写这本书时，我才意识到这种理想既有吸引力又有不完备之处。

　　我远离我母亲的生活，对配偶的不同看法以及我的事业心致使我偏离传统婚姻的轨道。30岁时，我获得了博士学位，我拒绝了一位会成为好丈夫的律师，因为我不想跟他到中西部去做一名政治家的太太。虽然我们有许多共同兴趣和价值观，但他既不是我的心灵伴侣，也不是伟大的爱人。更何况，那个我被卷到郊区过着传统家庭生活的噩梦还在困扰着我。

　　吉莉安在二十八九岁到30岁时的生活比我的选择更需冒险精神，事业缺少一些规划。1965年在波士顿完成硕士学位后，吉莉安自己驾车来到了洛杉矶。在那里，吉莉安经历了两次各十年的同居生活，第一次从25到35岁，另一次从39到49岁。吉莉安与第一个同居的男人结婚，仅为了得到他一张绿卡。她不把自己当做离异者，婚姻从来不是、现在也不是她的目标，因为对她来说，婚姻意味着失去自由，过她母亲那种狭隘、传统的生活。与她同居的人没有一个是“心灵伴侣”，但在两次的婚恋关系中，吉莉安享有很多自主性，尤其是第二次，她和拍拖者有各自的房子。她喜欢平日里有私人空间，周末一起共度休闲。虽然这两种关系都“挺不错的”，却也存在问题，吉莉安选择了结束这两种关系。

　　我只同居两年，但却在集体家庭里生活了8年。从37岁到45岁，我同一位年轻些的女权主义社会学家和她的伴侣（后来成了她丈夫）拥有一套两联式公寓。我们在70年代后期合买的房子，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住在一起，但没有性的实践。我们每个人都有独自的空间，但我们是在一起吃饭的。这样我们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家，成为朋友网络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8年的关系中，我收养了一个小孩儿，我的同居密友——那个社会学家生了一个孩子。两个都是男孩，他们相差9个月。

　　当我决定进入一个集体家庭成为一个单身母亲时，我没有考虑到有可能会永久单身。一个客观的局外人或许会说：“你上次的严肃关系是同暂时住在伯克利的那个离异的学者。他住在偏远的城市，有个不错的工作，孩子在读大学，而且不想再婚了。可是你们却没走到一起。你怎么能想象找到一个中年男人能或是想要插进一个苛求工作的单身母亲所在的集体生活里来呢？” 那时我才没那么现实。那时我一直相信我能找到伴侣——如果不是心灵伴侣，那至少也是有平等关系的人。

　　然而，由于抚育孩子，我就没有多少情感空间去寻找伴侣了。的确如此，尤其这个集体家庭有了孩子以后，情况就不太好了，不想或不需要照顾别的孩子。而且我们对抚养孩子的观点不同，这是以前我们从未涉足的话题。尽管时而一起，时而分开做心理治疗，我们的家庭还是发展到了敌视的“离婚”地步，我们的团体解散了，我4岁的儿子也和他的小“弟弟”分开了。这个家庭比我最长的浪漫关系持续的时间长了一年多，而这次比同以往任何男人的破裂所受的创伤要深。

　　这样，在我45岁、吉莉安49岁时，我们发现自己试图营造一个非传统婚姻的想法失败了。我们都买了房子，结果却形单影只。我们都无法想象永久的单身女性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49岁的瓦努娜·拉·布兰克漂亮时尚，是一名非洲裔的美国律师。瓦努娜戴着大帽子，佩戴很多珠宝，走起路来风骚地摆动着臀部，却非常关心业务。和吉莉安、我相似的是，瓦努娜也出生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稳定的家庭，但她来自工人家庭。瓦努娜在旧金山长大，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她父亲的去世宣告了父母57年的婚姻也随之终结。瓦努娜的母亲（未受过教育）是个家庭主妇。瓦努娜18岁刚出高中校门时，就嫁给了35岁的远房表兄。他是家里的朋友，同她父亲一起在建筑公司工作。她19岁时有了第一个孩子，她一共有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一对孪生姐妹。瓦努娜和她的丈夫断断续续地住过旧金山及大海湾区的一个农村地区。在这两个地方他们都有超大的家庭网络。瓦努娜一直都工作。在孩子还小时，她晚上11：00到早上3：00在外面做打字员工作，后来做过秘书和管理助理。她刚刚30岁时，业余时间修了大学课程。那段时间，她家住在一个乡村农场，瓦努娜负责饲养鸡、奶牛、管理花园，还要做饭、洗衣、辅导孩子。

　　35岁时，瓦努娜离开了丈夫。那时她的孩子年龄从11岁到17岁之间，她还是一位秘书，没有获得学士学位。她的丈夫打骂她和孩子，因为她羞于说出在家庭受虐待之事，她母亲责怪她离开丈夫，一年没和她说话。不管是她那大家庭还是小的家庭都谴责她，与她断绝来往。他们都说女人不应该离开丈夫。瓦努娜回忆离婚以及离婚以后的处境：现在“家庭”对她来说，仅仅意味着她和孩子。

　　离婚后，我们的家庭平静了。孩子们知道当他们回到家里时，不会再有打架，不会再有叫喊，他们知道当我说我们要做什么时，我们就去做什么。好像他们都减轻了压力。尽管有来自外面的侮辱，但我们的家庭条件改善了好多，他们会告诉你百分之百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处境也改善了。如果我不离婚，我们就无法活下去了。那样也许我会死去或是精神崩溃，我的孩子也不会特别健康了。我一点也不怀疑我会重新好起来。我的做法会有点不同，但我会振作起来。

　　我探究瓦努娜为什么能下决心离婚。当我问到女权主义时她笑了。1980年她还没听说过这个词。后来，经过了大学教育，她成了一位忠实的女权者。在她离婚的时候，她一个单身的黑人女性也不认识。在她的超级大家庭里，每个人都是天主教徒，都结婚了。后来有4个表兄妹也离婚了，包括两个曾经躲着不和她说话的。她父亲虽然有时会喝醉酒，但从来没有打过她的母亲。所以瓦努娜知道家庭暴力不一定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大概最终成全她离开丈夫的因素就是她对就业情况和经济情况的无知。瓦努娜离开前没有攒下一点积蓄，她也没预想到她的前夫切断了对未成年孩子的经济援助。

　　最初的几年打拼是很艰苦的，家庭收入依靠三个孩子放学后到快餐店打工，加上她当秘书的微薄的收入。她和另外一个离婚的妇女交流经验：当无法准时偿还抵押贷款时，如何避免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她经常处于恐惧之中，但逐渐地，有了孩子们的经济帮助及她自己升到了助理管理的位置，她的生活步入了正轨并继续自己的学业。

　　朱丽叶·科恩看上去与瓦努娜相反，她高高瘦瘦的，是一名充满活力的创办基金官员。她是犹太人，还有点男人气。她也是在1980年离婚的，与瓦努娜是同一年，那年她32岁，比瓦努娜小3岁。朱丽叶离婚时，女儿4岁，她的继子10岁。过了几年，朱丽叶35岁的时候，她成了女同性恋者。与瓦努娜不同的是，朱丽叶的离婚得到了家庭和朋友的支持，但成了一名女同性恋者显然属于非传统的行为。

　　朱丽叶生长在长岛郊区的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核心家庭，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的父亲是个中级商务管理人员，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他们都是平凡的犹太教信徒，属于罗斯福民主党派。朱丽叶不仅受有工作的母亲影响，还受到祖母、外祖母的影响，她们一辈子都在做家庭小本生意。就在朱丽叶填写大学入学申请时，她的母亲劝说朱丽叶尽可能不要选“家政学”这个专业。虽然她的妹妹、弟弟都属于传统型——分别在20岁和21岁时结婚了——朱丽叶却是个叛逆者。她去了加利福尼亚，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读大学，后来到伯克利研究生院攻读硕士。不论在本科还是研究生期间，朱丽叶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她是学生民主社团的早期成员，后来又是其他的左翼和反战团体的成员。

1973年，她在伯克利的一个政治团体遇见了他，当时他们都是研究生。比尔有一个3岁的儿子，与孩子的母亲分居了。“我真正被吸引的一件事是他有一个孩子，因为我确实很喜欢孩子，”朱丽叶说，“我爱这个孩子，就这样我们组成一个速成家庭。”朱丽叶和比尔同居了，最后她屈从父母的压力——怀孕后要她结婚。他们同一年获取了博士学位，而且在波士顿不同的大学分别获得了教师的职位。他们生活在拥有平等婚姻的女权主义梦想里。就在他们在那儿的第一年，比尔患了精神分裂，被诊断为精神病。他们回到了加利福尼亚，便于家人朋友住得近些。朱丽叶找到一个压力不大的工作，她现在还从事那份工作。

　　比尔和朱丽叶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80年，那一年她离开了他。她不想回忆这几年，也不想谈到。朱丽叶的确说过离婚后有好几年比尔拒绝让她去看儿子，并且他与另外一个女人同居了。他和她还有了另一个孩子。1989年，比尔意外地死于一场车祸，那时他的女儿11岁，儿子17岁，小的孩子才5岁。幸运的是儿子又重新回到朱丽叶身边了，她协助三个孩子维持亲密的关系。

　　1984年朱丽叶公开表明自己是女同性恋者实属罕见，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没离婚时，就同一个女的有过性关系”，朱丽叶说，“我遇见了一位女性，就陷入其中，就是那样。所以这不是我人生中真正的创伤或戏剧性的事件。”朱丽叶的父母很难接受她的同性恋身份，但是她的弟弟妹妹，以及所有的朋友（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是异性恋者）对她非常支持。朱丽叶是非传统的，不仅在于她公开表明自己是女同性恋者，还在于她的那种同性恋形式。她女儿在家的那些年里，朱丽叶没有过同居，也没有成为女同性恋团体的成员。而是她保持着牢固的异性恋朋友网络，在大约6年的时间里，只有过短暂恋情。

　　离婚几年后，瓦努娜和朱丽叶分别与其他人相处过，与她们传统的婚姻相比，那属于前卫的行为。离婚8年后，瓦努娜遇见的也是非裔美国人，他是个跨国商人，比她小几岁。他的追求很有浪漫情调，但是他经常外出，因为他主要在海外工作。瓦努娜喜欢浪漫，也喜欢这种关系带来的自由空间。另外，他对她的孩子也很好，他们在一起5年，有两年半的婚姻生活。45岁那年，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他死于非洲。随噩耗而来的还有超过10万美元的生意上的债务，需要她承担。真是世事难料，她在本地的一家餐馆外的人行道行走时摔断了脚。她起诉并赢得了官司。那笔赔偿多到足以还清大部分的债务。她的第一任丈夫也是在那一年去世的。

　　经过了几年随性的爱情后，朱丽叶又处于另一场恋情之中——同样有很多的自由空间——同伊丽莎白，她生活和工作在距这儿有4小时车程的地方。虽然她们从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如朱丽叶所说：“它真是一种美妙的，美妙的关系。”这种关系持续了8年多，但到她女儿杰西去东部读大学的时候，朱丽叶开始对她与伊丽莎白的关系不满意了。她渴望一个住得近些更性感的伴侣。她想把激情和友情合为一体。于是朱丽叶开始改变她们的关系，由情人到朋友。她们的关系依然亲密，朱丽叶说：“我们是好朋友，她是家庭成员之一，我的女儿和儿子真的很喜欢她。”

　　到了50岁左右的时候，我和吉莉安、瓦努娜、朱丽叶意识到非传统的关系不适合我们。但我们四个所做出的选择为我们从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继续单身创造了单身生活所需的各方面支持条件。我们早期经历的非传统生活便于我们接受长期单身状态，但现在除了我们没有配偶外，我们已经营建了很传统的稳定的生活。我们的经历及那些在别的章节所描述的长期单身的女性，为营造满意的单身生活提出了六项必要（但未必充分）的支持条件。

　　精心打造满意的单身生活所需的支持要素

　　这六项支持要素是：满意的工作；同下一代的联系；拥有一个住所；同朋友圈和大家庭网络的亲近关系；社团；不管已有积极的性生活还是独身都要接受性行为。

　　在后来采访中产阶级单身女性新参与者时，我挑出没有权力和没有高薪职业的女性。虽然在研究的所有女性中，工作对她们来说都很重要，但很少有人在研究所工作或有显赫的职位，而且很少有人是工作狂。

　　对我们四个人来说，找有意义的工作——工作能给我们提供经济保障，而且能证明身份，有目标感——成为考虑的核心。我们都追求当时在家中别的女性没有的高学位，没有从事过的专业。到了中年，我们都不再坚持这些，而是把工作与生活上的选择和目标结合起来。我们都选择在一个地方住下来，而且通常在研究院工作，而不是搬来搬去追求更高的职业机会了。

　　早在20世纪60 年代，我在研究生院读第一年的时候，就决心要成为一名教授，但我知道这个目标很难实现。1962年到1966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那几年，先是学教育学专业，之后是社会学，我的内心一直充满矛盾。我喜欢学习，也很用功。灰色的哥特式的建筑，小型研讨会上的学术探讨，强调各学科间的交流，还有不重视级别和资格的学术氛围，及几乎提供给所有研究生的适当奖学金，这一切使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不知不觉地，我在成为一个男孩子，以和男同学辩论来引起男教授的注意。但我还是女生打扮，尽管没有挑逗性，风格上——短裙、长筒袜、轻舞鞋。在一个12月份，我完成了所有课程并通过了申请博士项目的考试之后，我精心制作了圣诞甜饼（我母亲常做的），用盘子端给教授（全是男性）和秘书（全是女性）。他们都惊呆了，因为没有人认为我擅长家庭生活。

　　我没有真正的朋友，系里的一个女性朋友读完硕士就离开了，我一向看不惯那几个嫁给同班同学的女生，我和别的男同学都感觉她们不太严肃。几年后，她们中的一个人，还在婚姻之中，告诉我我令她感到望而生畏，相形见绌，我都不记得那时的我是什么样子了。我认识几个别的系的女生，但我们之间从不谈论个人问题。我也没有一个能密切交往的导师，尤其不喜欢给我上过课的两个女教授。我感觉她们很冷漠，她们的工作（作为夫妻团队的一员）我也不感兴趣。回顾过去，我确信看到男性在细微之处露出对她们的蔑视。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二、第三年里，汉纳·阿伦德特是我敬仰的著名政治哲学家，就住在我那条街的对面。我能在自家的窗子前看到她进出家门，还去听过她的一些讲座。但是由于我敬畏她的博学，敬畏她那德国人的风格而始终不敢接近她。

　　虽然我从来没有考虑要背离这一职业道路，但是孤立于其他女性之外让我付出了代价，我经常感觉到孤独、彷徨。这一点以及我热衷成为知识分子的欲望，导致我与两个已婚教授的秘密恋情，他们中的一个在芝加哥大学的职业学院，另一个在国外的一所大学。这样我走进了有抱负的职业女性拥有的共同模式。虽然我心甘情愿地成为他们的第三者，但是这些关系没有给我带来快乐。

　　1966年我被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聘为全职讲师，在公共研究学院（非重点）给成人学生讲课。因为一个客座教授没来上课，就安排我给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上一门课。那时我还没有完成博士论文，也从来没有讲过课。26岁的我就被推到一个极其精英化和性别歧视的机构——几年后我才学到的一个词——在那里我是个很异常的人。接下来的两年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孤独最难熬的日子。

　　在我去纽约前，有几个教授和同学就警告过我要当心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他们由于引诱女研究生而臭名远扬。因为我是受聘在那儿的第一位没有配偶的年轻女性，也不是那些男教授的学生，他们认为我肯定会被当做“一块鲜嫩的肉”吃掉。

　　我非常恐惧，从来没有到办公室看过他们，甚至他们邀请我时，我也没去。我也很少撞见他们，因为我的办公室是在公共研究学院的底层，而他们的则在更有声望的研究生院或哥伦比亚学院。我在系里的教职工大会上的确见过他们，会议是午饭时间在男职工俱乐部举行，每月一次，但我们都无话可说。在会议开始时主席不止一次地宣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午餐会议有“三位可爱的女士”加入，这是多么美好时，我只能生闷气了。这个俱乐部是出于礼节作为例外才让我们参加的。

啊玉

　另外两位女士很少和我说话，她们彼此也不说话。其中一人只比我大几岁，是一名助教，也是本系的毕业生。大家都知道她是那个最知名的教授的情妇（后来成了第二任妻子）。我一直也弄不清楚她为什么躲避我，是因为我们在学术上没有相通的地方，还是因为她把我当做一个竞争对手，或者是因为她也想成为一个男孩子，通过与另一个职位低的女性的比较来显现出她的完美。另一个女性年龄大些，大概在40岁左右，刚获得博士学位，教一门或两门课程。但是她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她为系里的其他“明星们”编辑的学术期刊上。我很清楚我们三个都没有受到重视。

　　从来不在乎在课堂或大会上讲话的我在这种场合下却感到沉闷，而且在这些可怕的午餐会上变得结结巴巴的，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午餐后和另外三个职位较低的教员在校园里散步，他们也像我一样，是“局外人”，因为他们不是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这些男人抱怨说他们也感觉到被忽视了，接下来我们都嘲笑会上的假民主，因为真正的决定是由那三四个不定期碰头的明星做出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两年后，学校让我离开，我被告知是因为没有完成我的博士论文。但是还有一个男的，也没有完成他的论文，却被留了下来。我不是不了解在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一名全职讲师被解雇具有的讽刺意味，于是就在街对面的巴纳德女子学院找到一个兼职讲师的位置。

　　1968年春天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发生暴动时，我兴冲冲地加入了，虽然我没有成为那场政治运动的骨干分子。我记得的一个片断就是述说等级被颠倒过来的情形，混在学生中的一些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占领了费尔维德大厅，那是最资深教授的办公地点。教授们为了办公室里拿不出来的研究材料而焦急万分，在楼前踱来踱去。研究生们邀请我们几个局外的低级教员加入到他们之中。我们告诉那些高级教授要检查他们的办公室。后来，社会学系的教职工开会讨论暴动的事。在会上我第一次大声发言，为学生辩护。当一个资深教师对我喊叫时，我当时是很开心的。现在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声音。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有关哥伦比亚学生暴动之事的。

　　一年后，也就是1969年的春天，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妇女解放运动的成立大会。我记不起当时为什么定出了这样一个名字，我知道大多数参与的学生和教师都来自巴纳德学院。或许是为了尝试打破女生聚集区，或是利用哥伦比亚大学的名牌效应的缘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1972年，30岁出头的我去了海湾地区，部分是为了与一个男人相处，也因为我觉得那里既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又有户外活动的自由。与纽约比起来，那儿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似乎更开放些。一年后我放弃了在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的终身受聘（但非终身任职的）工作，到圣何塞做了一名讲师。虽然恋爱没有结果，但我决定如果我能在高校找到一个稳定的教学职位，我就留在北加利福尼亚。1975年我在桑拿马州立大学得到了一个助教的职位，在那里我的职位最低，但又在教书和创建女性研究系方面很有成就感。我的几个同事对我的决定倍感失望，他们认为我应该更认真地对待我的事业，在一所更有名望的大学里任教。但我想停止漂泊了，我需要朋友、团体和一个家。这个决定我绝不后悔。

　　吉莉安最终也从事教育事业，却经历了一个更曲折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中期她来到了洛杉矶，为的是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不是为了追求事业。在一家洛杉矶法律大公司当秘书一年之后，她厌烦了。她申请攻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博士学位，1966年被录取并开始了她的学业。虽然她是一名好学生，她还是觉得被忽视了，而且没人鼓励她去申请奖学金和助学金。在整个研究生教育期间，只有一名教授是女性，所读的书只有一本是由女性编写的，导师很少指导她。

　　她用继承的财产（父亲留下的）支付了大部分学费。但为了挣到生活开销和避免再做秘书，她申请了社区学院的教师职位。她得到了一个，后来又得到另一个，虽然需要坐通勤车去工作单位。她发现自己喜欢教书。她熟悉的讲课方式在那里不适合，于是她尝试课堂上有更多的师生互动，这样教学效果令人相当满意。1970年她在一所社区学院找到了一个暂时的全职工作，由于她的嬉皮士男友跟随而来，他们搬到了离工作单位近的地方。虽然教书占用了她的时间，1978年她最终还是完成了学业。然而，多年来她没有在院校里获得一个永久的职位。这些年她艰难度日，因为她的工作处于不稳定状态。但在同事们的帮助下，以及她自己多年的优秀教学，她最终得到了一份永久的工作。她现在还在那里，依然热爱教书。和我相比，她所在的系和学校给她提供了更大的社交团体。

　　我们来看看瓦努娜的生活轨迹：她是一个黑人，出生于工人家庭，18岁结婚，有4个孩子，从事多年的秘书工作，最后晋升为专业人士，这些都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她离婚后那几年，从37岁到47岁，尽管面临着经济困难，瓦努娜还是完成了硕士学业，继续获取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又取得法学学位。她在自己曾经当秘书的那家大公司做了一名律师。然而不久，她又到一家小一点的公司，因为她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工作及时间。她与另外3个女律师成为这家公司的合股人，专门负责家庭和离婚方面的案子。虽然她喜欢这份工作，工作很认真，但瓦努娜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她拒绝了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出差多或需要重新安置的工作机会。

　　她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后，也就是她步入50岁时，家庭责任也相应地少了些，瓦努娜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作上。虽然还喜欢法律诉讼案件，但她开始参加有关少数族裔、女性及法律方面的学术会议。2002年最后一次采访时，她告诉我她正要首次参加在欧洲举行的类似会议。

　　朱丽叶，大约比我和吉莉安小8岁，比瓦努娜小3岁，在追求高学位、通往高级职位上的道路上却是最一帆风顺，遇到的挫折也最少。但她的丈夫病逝后，她在自己的事业计划方面做出了最大的让步，虽说找到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凭着政治学博士学位，在一家私人基金会做一名资金筹备员，为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她热爱这份工作，这使她有机会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社会激进主义运动发展而来的一些进步价值观付诸于实践。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工作很清闲，在时间和空间上允许她全身心抚养女儿，追求家庭生活。但对她来说，仅仅做家务是不够的。朱丽叶打算5年后她60岁时退休，她已经准备好做一份兼职工作。她正在修一些课程想成为合格的私人教练，已经在奥克兰的一家机构当自愿者，为有残疾的青年女性提供工作和私生活方面的咨询。

　　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过着可维持的生活，能够提供经济上的自立和心理上的认可，但这不是单身女性生活的全部。新单身女性把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已婚女性可能不会为了事业上的机会就搬来搬去。但有事业心的单身女性为了自己的事业升级常常需要重新安置，从而牺牲了稳定的家庭，失去了朋友圈及维持满意的单身生活所必要的团体生活。在第五章我探讨了令人满意的工作是如何促进单身女性的独立，反过来这种独立又是如何促进接受单身生活的。

　　她用继承的财产（父亲留下的）支付了大部分学费。但为了挣到生活开销和避免再做秘书，她申请了社区学院的教师职位。她得到了一个，后来又得到另一个，虽然需要坐通勤车去工作单位。她发现自己喜欢教书。她熟悉的讲课方式在那里不适合，于是她尝试课堂上有更多的师生互动，这样教学效果令人相当满意。1970年她在一所社区学院找到了一个暂时的全职工作，由于她的嬉皮士男友跟随而来，他们搬到了离工作单位近的地方。虽然教书占用了她的时间，1978年她最终还是完成了学业。然而，多年来她没有在院校里获得一个永久的职位。这些年她艰难度日，因为她的工作处于不稳定状态。但在同事们的帮助下，以及她自己多年的优秀教学，她最终得到了一份永久的工作。她现在还在那里，依然热爱教书。和我相比，她所在的系和学校给她提供了更大的社交团体。

　　我们来看看瓦努娜的生活轨迹：她是一个黑人，出生于工人家庭，18岁结婚，有4个孩子，从事多年的秘书工作，最后晋升为专业人士，这些都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她离婚后那几年，从37岁到47岁，尽管面临着经济困难，瓦努娜还是完成了硕士学业，继续获取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又取得法学学位。她在自己曾经当秘书的那家大公司做了一名律师。然而不久，她又到一家小一点的公司，因为她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工作及时间。她与另外3个女律师成为这家公司的合股人，专门负责家庭和离婚方面的案子。虽然她喜欢这份工作，工作很认真，但瓦努娜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她拒绝了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出差多或需要重新安置的工作机会。

　　她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后，也就是她步入50岁时，家庭责任也相应地少了些，瓦努娜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作上。虽然还喜欢法律诉讼案件，但她开始参加有关少数族裔、女性及法律方面的学术会议。2002年最后一次采访时，她告诉我她正要首次参加在欧洲举行的类似会议。

　　朱丽叶，大约比我和吉莉安小8岁，比瓦努娜小3岁，在追求高学位、通往高级职位上的道路上却是最一帆风顺，遇到的挫折也最少。但她的丈夫病逝后，她在自己的事业计划方面做出了最大的让步，虽说找到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凭着政治学博士学位，在一家私人基金会做一名资金筹备员，为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她热爱这份工作，这使她有机会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社会激进主义运动发展而来的一些进步价值观付诸于实践。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工作很清闲，在时间和空间上允许她全身心抚养女儿，追求家庭生活。但对她来说，仅仅做家务是不够的。朱丽叶打算5年后她60岁时退休，她已经准备好做一份兼职工作。她正在修一些课程想成为合格的私人教练，已经在奥克兰的一家机构当自愿者，为有残疾的青年女性提供工作和私生活方面的咨询。

　　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过着可维持的生活，能够提供经济上的自立和心理上的认可，但这不是单身女性生活的全部。新单身女性把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已婚女性可能不会为了事业上的机会就搬来搬去。但有事业心的单身女性为了自己的事业升级常常需要重新安置，从而牺牲了稳定的家庭，失去了朋友圈及维持满意的单身生活所必要的团体生活。在第五章我探讨了令人满意的工作是如何促进单身女性的独立，反过来这种独立又是如何促进接受单身生活的。

　　明确地选择没有伴侣也要独自养育孩子则迈出了成为新单身女性关键的一步。很明显，和在要孩子问题摇摆不定的那些人相比，单身生活对于想要孩子但只有不错的同居关系的女性来说就更困难了。我们4人对养育孩子的事情经过了深思熟虑，没有摇摆不定，也没有放任自流。吉莉安选择不要孩子，寻找同下一代联系的不同方式；我选择做单身母亲；瓦努娜和朱丽叶选择在结婚前为孩子做好一切物质准备，两人都成了合格的单身母亲。瓦努娜、朱丽叶和我寻找抚养上的帮助，但不是寻求来自我们的大家庭、前夫或者新伴侣的帮助。瓦努娜把她的4个小孩子组成有效的家庭单元。朱丽叶和我是从亲密的朋友中获得支持的。

　　吉莉安，在整个二三十岁期间“就没想过”要孩子。但在1980年她40岁的时候，尽管采取了避孕措施，在一次随便的性关系之后她意外怀孕了。她很明白自己从来不想要孩子，于是她选择了堕胎，吉莉安强调不难做出这个决定。她很高兴堕胎现在合法化了，不像10年前她的一个朋友（在高级法院裁定堕胎合法之前）必须到国外去堕胎。另一件她觉得幸运的事是，她的母亲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从来不给她施加压力，并接受了她将不会有一个外孙的现实。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吉莉安希望她有兄弟姐妹，她更喜爱做一位姨妈。

　　在我追踪采访她的这些年（从她54岁到62岁），吉莉安与两个年轻女性渐渐地形成了家庭式的组合。一个癌症晚期的好朋友请求吉莉安做她两个女儿的监护人，当时两个孩子都二十多岁，吉莉安“诚惶诚恐地把这事给承担了下来”。她知道，不管怎样她都无法取代她们已经去世的母亲，她试都不用去试。8年中，这两个女儿进入三十多岁时，吉莉安最初只是关注她们的经济状况，现在与她们“真正地关系密切”了。其中的一个“女儿”现在已经离婚了，另一个是同性恋，她的同性伴侣刚刚生了个孩子。吉莉安经常与她们一起度假。

　　我一直想成为一位母亲，但直到三十多岁时才得以实现这个愿望。我37岁时，在大学有终身职位，我开始认真考虑要孩子但没有伴侣的事情。因为，我已经组建了一个集体家庭，还没有真正地独自面对要成为一个单身母亲的现实。我潜移默化地受到自由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那就是女性可以同时拥有事业、伴侣和成为母亲。我把这种理念与反文化运动中提倡的另一种方式的核心家庭结合起来。我不要单独成为母亲，而是要在一个集体环境里。

　　我感觉到却没有说出来的是，有孩子会使我与家庭重新联系起来——父母和家里人虽然为我的事业成功而感到自豪，但不能理解我的政治观念及兴趣，也不能真正理解我的生活。孙儿孙女才是我父母最看重的，孩子也是我的弟弟妹妹生活的中心。这样，新旧文化观念融合的我在40岁的时候成为了一位母亲。虽然作为领养一个混血儿的单身母亲要比我所想象的还难得多，我从没有为我的决定后悔过。集体家庭解体后，我开始同另外一个朋友一起来照顾孩子。那个朋友是一个单身母亲，孩子比我收养时五天大的婴儿还早三周出生。我们的关系时好时坏，但我们一直是朋友，而且我们的孩子成了“兄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他们二十多岁。我会在第七章来讨论我作为单身母亲的经验。

　　瓦努娜同丈夫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护她的未成年的孩子。她结婚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他们会是个幸福的家庭，穿着体面的衣服出入教堂，大家都说孩子们有教养。实际上，瓦努娜认为“孩子们肮脏不堪”。离婚前，她的大孩子一直吸毒、酗酒，而小一点儿的与人断绝所有往来，她的一个女儿“吃饭都没有感觉”，另一个女儿谈到了自杀。离婚后，孩子们身心比以前健康得多，虽然大家还把他们看做危险人物。

　　因为他们是非裔，而且是单身母亲的孩子，人们就会认为瓦努娜的女儿会在高中时怀孕，儿子会成为黑帮成员或毒贩子，事实证明没有这样的事。他们都完成了高中学业，后来又都上了大学，又从大学毕了业，现在都有了很好的工作。其中三个孩子已结婚生子，还有一个女儿，在25岁时就已决定做个单身母亲。

　　在同一年里，瓦努娜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丈夫的相继逝去使家庭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又一次，瓦努娜和她的孩子们一起挺过来了。现在孩子们已是二十多岁、三十来岁了，他们深爱的继父以及无情的生父的去世给孩子们带来的打击和心灵的伤痛久久不能愈合，瓦努娜带着他们去海上巡游，她用信用卡支付，又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还清了债务，在海上度过的时间疗养效果显著。

　　自那以后，瓦努娜对孩子们付出的爱得到了回报，她的大儿子和儿媳搬到她那里来住，她不觉得孤单了，这样他们一起住了3年。大儿子离开后，她小儿子搬过来住了一段时间。1999年，瓦努娜的未婚女儿决定要个孩子后，回来和她一起生活。瓦努娜同意了，但是明确表示不要指望她照顾孩子。她的女儿负担了她那部分的生活费用，包下了厨房的活儿。她女儿依靠她姐姐、外祖母和看护小孩的保姆来照顾孩子。瓦努娜喜欢这样的安排，她有很多自由空间，同时从未感到孤独。

　　孩子们在别的方面也帮助她。在她坐通勤车上法律学校时，他们坚持要她买辆好一点的汽车，装上BP机。瓦努娜在学校里摔断了脚的时候，孩子们都赶来看望。她的父亲去世后，瓦努娜为她母亲买了一套房子，离她家一英里远。瓦努娜对她的母亲一直怀有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所以她的女儿和儿子承担了大部分照顾外祖母的责任。

　　在瓦努娜的生活中，家庭占据了中心地位。到2003年，她有了六个孙辈和一重孙辈。她所有的孩子和孙子都住在距她及他们彼此之间不超过方圆30英里的范围内。他们是好朋友，还经常互相看望。

　　与瓦努娜一样，朱丽叶的离婚使她成了单身母亲，对她仇视的前夫既不可能在经济上帮助她，更别说情感上的寄托了。可是瓦努娜还能够和4个孩子组成一个家庭，朱丽叶的女儿杰西，在离婚时才4岁。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住得离她很远，朱丽叶有一份全职工作，需要每周离开城里好几天（虽然不用做通宵）。朱丽叶没有让同性恋伴侣和她搬到一起，与她一起抚养孩子，而是找来了一群朋友来帮忙照顾女儿和她自己——那些人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时的政治运动时交的朋友，以及住在附近的一些朋友。

　　每个星期二的晚上朱丽叶和杰西都要和一对夫妇共进晚餐，埃米莉和乔，还有他们的女儿，她比杰西大3岁，朱丽叶同埃米莉和乔认识，因为他们一起参加过政治运动。第一周在他们家里会餐，下一周就轮到她家里了。这种会餐持续了10年。大人们还与他们的女儿保持很亲近的关系。清晨的6点45分朱丽叶准时把杰西放在埃米莉和乔的家里，他们会给杰西吃早餐并送她去上学。杰西喜欢她放学后的安排，如果朱丽叶不能及时地赶回接她回家，她的邻居桃瑞丝也会把杰西接回来吃晚餐。桃瑞丝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在她们的生活中是个很重要的角色。“桃瑞丝保证杰西给我买生日、母亲节和光明节的礼物。”朱丽叶解释说，“我认为对孩子来说给予和得到同样很重要，一个单身母亲是需要帮助的。”

　　当朱丽叶听说她的前夫比尔死于车祸时，她求助于这种形式的家庭网络。她叫来埃米莉，让她和杰西待在一起。住在远处的朋友伊丽莎白，放下了手中所有的事情一路赶来，在此住上一段时间。桃瑞丝缩短了自己的欧洲行程，赶回来陪着她们。这样来自朋友的支持帮助了朱丽叶，使杰西度过了困难的少年时期，能够进入一所名牌东部大学，后来到一所常春藤联合会的研究生院攻读硕士。

　　同下一代的联系可以通过自己的孩子或孙辈、侄女外甥、年轻的女门徒，或是同年轻人一起做志愿者工作。第六章描写有关无子女的单身女性，提供了另外的事例进一步论证吉莉安的亲身经历，旨在说明单身女性如何在家庭环境之外建立同下一代的关系。